憶熊德基先生

我與前輩學者的交往中，一般總是保持著后輩對長輩的禮貌，惟獨對兩位前輩例外，一位是朱家源先生，另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熊德基先生。他們是我的忘年交，彼此相處，極其隨便。朱家源先生出身書香門第，家中藏書甚富，我校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使用北京圖書館的至正本，原是他家的藏書。他清華大學畢業，1949年前曾任北京的一個郵政局長。他為人的最大特點是真誠與和藹，沒有任何機心。記得有一次，他有意考我學問，結果考得還不錯，因為同治宋史，從此成了忘年交。他退休以后，我當然逢年過節去看望他。他年輕時還是足球運動員，晚年身體頗健，只是視力極差，我進入他家（原是晚清僧格林沁王府），有意不開口，他只能模糊看到我的身影，上前摸了一下，就高興地喊：“老瑜來了！”

愛國史家劉子健先生在一次閑談中說：“你們歷史所的人都是官迷，只有一個人不是。”我忙問是誰，他說：“熊德基(上圖)。” （張建輝/圖）

熊德基先生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他是當年的地下黨員，我進歷史所時，歷史所所長名義上是郭沫若，但至少自我進所后，他從未到歷史所來。副所長是尹達、侯外廬和熊德基三位。我進所后，又加白天和東光兩位。白天是少將，專治軍事史，不管所務。他原是國民黨將領，在抗戰時，即主動投奔，由彭德懷介紹入黨。白天先生還是軍人風度，身體總是筆直，為人耿直，他在“文革”后期逝世，胡耀邦等靠邊的老干部都來追悼。東光是師政委轉業，文化程度不高，不通業務，他在歷史所中只管思想工作。“文革”前，我是實習研究員，歷史所的小百姓，當然也不會打聽所領導的長長短短。“文革”中，所領導中的各種長短自然都暴露出來。方知東光在歷史所不習慣，曾想調工作。尹達先生實際上是第一把手，“文革”中造反派攻擊他實行家長制領導。尹達主要通過學術秘書處掌管所務，學術秘書主要是田昌五、林甘泉、酈家駒三位。“文革”前，田昌五先生與尹達先生鬧翻，“文革”后離開歷史所，去山東大學。林甘泉和酈家駒兩位升所長與副所長。

經“文革”中的揭發，方知熊德基與東光兩位是處于有職無權的地位。據說東光的一句口頭禪是“這個問題是個問題”。尹達先生曾說：“東光的好處就是不解決問題。”東光在“文革”期間大約在思想上靠近造反派，曾劃為所謂“五一六分子”。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林彪出事后，當時我們在河南明港軍營中閑著無事，又要進行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有一次政治學習，他介紹了信陽在大饑荒時期的慘狀。大家早已聽說，信陽當時是全國的特重災區。他說到許多家庭都是在劫后余生中重新組合，有的是分別喪夫喪妻，兩家并一家，有的是三家并一家，連孩子也是領養的。農民們都不忍提及當年的傷心事，說了就掉淚。東光說著，竟淚流滿面。當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能將此慘況歸咎于所謂“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自此之后，我對東光先生不僅有好感，還有幾分敬意。東光先生長期生活在所謂“階級斗爭大熔爐”中，其職務其實是專門烤別人的，但沒有泯沒天良，就很不容易。“文革”后，他很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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