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說一說錢學森“萬斤畝”公案

葉永烈先生發表在2011年3月3日《南方周末》的文章《錢學森“萬斤畝”公案始末》，我看了；吳拯修先生發表在2011年3月24日《南方周末》的文章《“客觀評價”真的客觀嗎？——與葉永烈先生商榷》，我也看了。說句老實話，我比較贊同吳拯修先生的觀點。

我一點都不懷疑錢學森先生是物理學方面的天才，這有他的貢獻為證。盡管他在1956年就開始研究農業高產問題，又在“大躍進”時期寫過6篇相關文章，認為畝產萬斤完全有可能，但在農業方面，他不是天才。我甚至不客氣然而卻是客觀地說，他在農業方面的常識還比不上我那識字不多的祖父。我承認，錢學森先生也不是空口打哇哇得出的結論，他是精確計算出來的，但不得不承認，這“精確計算”更要人的命！我們經常說“人微言輕”，但錢學森先生是什么人？是物理學界的泰斗，是有著強烈愛國情感的“海歸”，他的話有著非同尋常的分量。在“大躍進”時期，錢學森先生的關于“萬斤畝”的文章和言論，無疑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古代治史，有兩個相互矛盾的宗旨：一是春秋筆法，一是為賢者諱?，F在看來，我們應該繼承的是前者。因為前者體現的是一種秉筆直書的精神，而后者往往會把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神化。葉永烈先生是愛錢學森先生的，但在歷史的是非面前，我覺得我們不能有“愛屋及烏”的做法。對于“萬斤畝”公案，錢先生至死也沒認錯，甚至到了1993年，他還論證出畝產十萬斤的可能性。我也是愛錢先生的，但對他如此的至死不渝深表遺憾。

我是農村人，在“畝產”方面，我更傾向于相信袁隆平先生，他希望到2015年，我國水稻大面積畝產能達到900公斤。要達到這個目標都不容易，而畝產萬斤甚至十萬斤，那真的是比登天還難。聽上一輩的人說，我們這里搞“大躍進”的時候，有個不大靈醒的農民當著上面來搞檢查的人說，畝產哪里能夠達到萬斤？你們莫看這丘田里這么多禾，其實是把好多丘田里的禾割下來之后放到這丘田里來的，而且下面還放著禾桶，這才顯得禾堆積如山。令人遺憾的是，上一輩的人講這個事情，不是紀念這個講了真話的農民，而是要教育我們：千萬不要講真話哪，你們曉得這個人講了真話后來怎么樣了嗎？他被批斗了好多回！

上一輩的人還說，1958年在我們這里其實是個好年歲，但不少莊稼就讓它們爛在田里沒有收，后來就該死了！從1959年到1961年，就餓了三年，餓死了蠻多人。有人在回憶錄里這么說，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說過這么幾句話：“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百分之幾，就可能畝產幾萬斤，因此我相信了。”那個時候，還沒有“危機公關”這樣的詞語，但毛澤東先生卻是個中高手，他把很大一部分責任推給錢學森先生，這只是他危機公關中的方法之一。愛錢學森先生的葉永烈先生可能擔心人們把矛頭指向錢先生，會認為錢先生是“大躍進”的推手。“大躍進”時期餓死了蠻多人，是要有人出來負責，因為這多半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我認為，像上面寫到的那個農民之類的人，他是不要負責任的。錢學森先生呢，絕對難辭其咎。不過，他也只是一個“獻策者”，只能承擔獻策者的責任，最大的責任自然應該由決策者來承擔。

我小的時候，看到我家對面姓劉的人家的正面墻壁上，工工整整地寫著“農業八字方針”：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但農民們一般不相信這些方針，有個人說，上面就是喜歡發命令，某年強制農民栽禾栽“粘粘寸”（株與株的行距與間距都只有一寸），結果是收獲了一些稻草，畝產低得可憐。魯迅先生以中國的農民為例，證明中國的國民有麻木、愚昧的劣根性，這有很中肯的一面，但也顯示出了他那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我承認，由于歷史的、現實的、教育的原因，農民身上確有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最早真正懷疑“萬斤畝”的幾乎都是農民或者有著豐富農村生活經驗的人。我們更不要忘了，農村聯產責任制最早是由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搞起來的，而中國的改革，又是肇始于農村的。

“大躍進”過去了五十多年，這些年來，你可以經常聽到看到一些“干部出數字，數字出干部”的荒唐事情。“大躍進”是過去了，但某些東西卻一脈相承。某地一幢樓整體倒了，但事故調查小組下的結論卻是“沒問題”。我是個門外漢，連我都知道這絕對有問題，怎么調查小組的那些專家卻認為“沒問題”呢？我相信他們缺乏的不是專業知識，而是常識。像錢學森先生那樣的科學家，或者專家，或者掌握了很多社會資源的公眾人物，我們對他們應該保持足夠的警覺，要警覺他們好心辦壞事，更要警覺他們壞心辦壞事（因為與他們的利益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