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概念牢籠，溫情對待傳統——與易中天先生商榷

1月20日，《南方周末》刊發易中天先生針對杜維明、袁偉時兩先生對話《究竟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撰寫的批評：《我們從儒家那里繼承什么，又該怎樣繼承》（以下簡稱 “繼承”，見圖一）。易先生依據自己對儒家若干觀念的理解，向身處于深度精神迷茫之中的當代國人，推薦了一個在現代語境中處理儒家價值、觀念傳統的方案：以共同價值為標準，抽象繼承為方法，現代闡釋為途徑，以解決“繼承什么”和“怎樣繼承”的問題。

這方案聽起來相當耳熟，看起來相當完美。但恕我直言，這個方案充滿了現代人的傲慢，這樣的傲慢將讓中國人無法完成現代文化與精神秩序的構造工作。

圖一

圖二

本擬對此提出批評，因忙于研究，半途擱筆。近日，易先生發表《這樣的“孔子”不離奇嗎》（見圖二），針對拙作《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以下簡稱“孔子”）就孔子作出的幾乎每一個判斷，均提出質疑。其中牽涉諸多關于古典中國歷史、儒家理念源流的具體問題，如一一回答，需幾大本書——這也正是筆者目前研究的主題。而易先生該文與前文具有共同的思考取向，而這樣的思考取向在現代中國十分盛行，嚴重妨礙國人以開放心態對待傳統。本文也就針對這一點略作議論。

歷史主義的傲慢

文明特殊論可以敞開胸懷擁抱現代化，而對傳統采取決絕的封閉態度。

通觀“繼承”一文，或可確定，易先生立論的哲學基礎大體上是歷史主義。比如他說：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時代的背景和歷史的語境。儒家的很多東西恐怕都是“餿了的飯菜”。某些已經死去的，比如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等，就讓它“死在沙灘上”，用不著再去“創造性轉化”。

這樣的話，在過去大半個世紀出品的歷史、哲學史、思想史著述中，隨處可見，它幾乎是所有知識人談論歷史人物、古代觀念的口頭禪。因為，過去一個世紀，國人一直在接受歷史主義哲學教育。

這種歷史主義絕非新事物，法家早有闡述?！渡叹龝烽_篇即提出作為法家變法理論的哲學依據：“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新時代需要新法律、新制度，為此必須毫不猶豫地拋棄、摧毀舊法律、舊制度。

我相信，絕大多數國人會覺得，這些話正確、精彩。只不過，接下來的一段話便露出了殺機：“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制度乃是因時而變的，沒有任何恒常性，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客觀性。因此，法律、制度就是工具，作為立法者的統治者則在律法之外。統治者可按照自己對“時”、對“事”的理解，廢除此前全部法律，全盤重訂法律。中國在二十世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無不源于此一觀念。

這也正是易先生對待觀念、對待傳統的邏輯。按照歷史主義，人的思想不過是他們所處環境的產物。所以，在先生論述中可以感覺到，思想、觀念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也正是這樣的認知決定了易先生對傳統思想、觀念的輕浮態度：他們的時代早已灰飛煙滅，他們的理念能有多大價值？為了要在新時代更好地生活，我們需要全新的價值、全新的觀念——歷史主義一轉身就是進步主義。

事實上，按照易先生的歷史主義，不光是孔孟，所有人所提出的所有思想、概念，其實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語境，包括易先生所心儀的現代價值。也因此，它們根本就沒有普遍性和客觀性，而都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