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走西口”——兩位美國記者的中國親歷

日本大地震發生后的第四天，埃文·奧斯諾搭乘國際航班，從北京直飛香港，再轉機東京。此前，他只去過日本三次，對那里知之甚少，也不會說日語。他并不準備報道地震的細節，而是打算寫寫日本人的精神。

埃文長著一張標準的“美國臉”，高挺的鼻梁，微卷的金黃色頭發，淡藍色眼睛。為了讓這張“美國臉”看上去不那么顯眼，他特意央求中文老師取了一個中文名：歐逸文——他是美國老牌雜志《紐約客》的駐華記者。

抵達東京后，歐逸文找了一家賓館。在朋友推薦下，聯系上一位樂意充當翻譯的日本年輕人，兩人立刻進入工作狀態。

他們先是拜訪了兩位政府高級顧問，去他們家中及辦公室坐了坐，兩位顧問都是救災和核問題處理的負責人。隨后采訪了一位激進的民間評論人士，他正號召自己的同胞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核輻射信息。緊接著，與一位第一時間趕到地震現場的日本記者見面，聽他回憶地震發生后的最初幾分鐘。

天色已經擦黑，剩下的幾個小時里，歐逸文來到東京電臺廣播的播音室，看到主持人正在念短信，紀念只有一周歲的罹難嬰兒，他已經有自己的名字了，叫Hikari，主持人說，“所有在這一年出生的寶寶，都帶著使命，他們是我們的新一代。”這是歐逸文為數不多的落淚瞬間。

不斷有人打進電話，相互溫暖，彼此慰藉。“此刻，電臺就像某種精神的集會地，痛苦、恐懼，還有希望，全都匯聚在一起。”歐逸文說。

他回憶起美國遭遇卡特里娜颶風、“9·11”恐怖襲擊時，美國社會最好和最壞的一面都袒露無遺，但在日本，他看見的全是美好：沒有小偷，沒有暴動，秩序井然。日本人告訴他，他們的精神信條里，有一條叫“gaman”，意為隱忍。

2011年3月28日，《余震：一個民族不能承受之重》成為當期《紐約客》頭條，封面上，櫻花被繪制為輻射物警告符號，背景一片漆黑。歐逸文只用10天就完成了“余震”的寫作，這是他用時最短的報道之一。通常，在《紐約客》，一篇報道采訪需要3個月時間，深度調查則需要6個月甚至更長。

“許多中國朋友告訴我，他們很憤怒日本過去對于中國的那段歷史，但這次經歷讓我非常驚訝，在吃苦和為更好的生活抗爭方面，中國和日本是如此相似。”歐逸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歐逸文（左）深入中國采訪，喜歡和陌生人說話，他希望在與普通人接觸中發現真正的中國。2007年，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徒步旅行，路經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過渡地帶的瀘定縣時，在當地的露天餐館與陌生人邊吃面條邊聊天。 （受訪者/供圖/圖）

“中國通信”，始自熊貓

日本之行前一天，乍暖還寒的北京，歐逸文在黃昏時分結束了一場持續三小時的講座，眼角流露出些許疲憊，但興奮依然。他快步走進798藝術區露天的一家咖啡館坐定，就用標準的普通話張羅著：“老板，兩杯拿鐵。”

馬路上車影重重，不時有摩托車、出租車、私家車交錯鳴著喇叭，發出刺耳的聲響呼嘯而過。他扭頭看了看，轉而淡然一笑：“以前我覺得難以忍受，現在習慣了，感覺這才是中國，嘈雜，但熱火朝天。”

比起日本，歐逸文更了解中國。1996年，他在哈佛大學學習政治學，從歷史課本中發現了中國的20世紀，“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戲劇”，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走馬燈似的漸次登場。他爭取到首都師范大學學習半年漢語的機會，想把書本里抽象的黑白故事涂上色彩。

九年后，歐逸文以《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的身份再次來到北京。2008年，他“轉會”《紐約客》，成為這本雜志歷史上第二位駐華記者。

歐逸文的前任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偉。“這就跟美國人叫吉姆、鮑勃一樣普遍”，何偉笑著聳聳肩。他今年42歲，深棕色的頭發，眼袋很深。因為身形魁梧，曾有搭“順風車”的北方農民問他：“你是內蒙古人嗎？”

2007年，何偉與妻子結束了長達11年的中國生活，在美國“內地”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鎮安頓下來。何偉的妻子張彤禾是一位美籍華人，供職于《華爾街日報》，曾因《打工女孩》聞名業界，這是一本講述東莞工廠流水線上的女孩們工作、生活的書。他們居住的小鎮只有一盞紅綠燈，沒有麥當勞、大型超市，大多數人一天的工作就是放牛。在那里，何偉開始寫作關于中國的紀實作品，并打算集結成書。

何偉把回美國稱為“去西方”，這也是他一篇《紐約客》文章的標題，他把這次跨國搬家經歷寫成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