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柔滑的父權

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分別是世界上一些國家的母親節和父親節。本刊這期的專題是“父親·女兒—上輩子的情人”，之所以選取了這樣一個父女親情的角度，是想呈現一個家庭內部最堅韌部分與最柔軟部分之間的微妙關系，最大可能地呈現人倫親情的美妙動人。

我們的編輯做好專題后，我細讀了文章，有一種感動，但是我想到的，卻是魯迅先生九十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我們怎樣做父親》。

從第一個人誕生到世間以來，我們就產生了“父親”這樣一種身份，面臨著“做父親”這樣一種工作。這種身份、這種工作似乎是天經地義、無需過多追問的，但是五四時代的魯迅，卻提出了一個命題，此命題，就是要革老子的命。

革命，在前現代的中國是時常發生的，中國每一次王朝的周期性震蕩，都是革命。貧民揭竿、宮廷政變、臣弒君、子弒父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發動反抗父權、進行倫理革命，只有到了五四時代才興起。掙脫父權的枷鎖、使人變成一個獨立的人，這不同于那種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種“靈魂深處鬧革命”，是為了獲得一種真正意義上可稱其為“自由”的靈魂。

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男權、夫權、父權一直是緊密結合的“三權”，此相互不獨立的“三權”又與政權牢牢地靠在一起。我們歷朝歷代的文化又為其添磚加瓦，以致于三權重壓如泰山。在父權這一塊，父親對子女形成一種永久占領的關系，有時是以教訓責罰的名義，有時是以愛的名義，反正，父親的虎威神圣不可侵犯。做子女的在長輩那里低眉順眼，臨到自己做長輩，也就繼往開來，擺出一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架勢。長此以往，受虐者與施虐者輪流坐莊，我們的家庭權力文化也就源遠流長。

但終究需要人來反思這種權力文化的合理性，進而自動終止施虐者的倫理慣性。我常常敬仰五四時代的思想巨人，不是由于他們干出過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由于他們敢于在自己身上開刀的勇氣，所謂的“抉心自食，欲知其味”。魯迅就是這樣，“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如魯迅所說的，對于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權力思想要核減，我們不過是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讓人欣慰的是，我們今天的很多父母，已經淡化了自己的權力欲望，因而才有了那些溫馨，有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些被軟化的權力，那么溫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