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味】顧長衛：緩慢是一種奢侈的品質

慢是比常規動作更優雅的節奏。當所有人都在迷戀速度和數字帶來的快感，顧長衛將慢打造成一種電影中更為珍貴而奢侈的技藝。他的慢，是對時間的漠視，也是對電影的珍惜。所謂永遠，就是慢到極致。

在內地，恐怕沒有哪個影人會像顧長衛一樣肯花三年多的時間去精心培育一部電影。電影對大多數人來說，更像是一種投機的藝術。大家像炒股一樣來炒電影—在似控非控之間，在若即若離之際。

或許每個人都有一個專屬于自己的時間刻度。追求不同，收獲自然也不一樣。拿時勢造英雄的眼光來衡量，顧長衛的慢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顧長衛的慢似乎是天生的。小時候愛畫畫，通常一畫就是十幾個小時。后來上大學，在電影學院和張藝謀同班同宿舍，后者似乎更有禪心和定力，每天晚自習回到宿舍，還特別認真地看書寫字。

后來他和張藝謀合作的《紅高粱》、《菊豆》把他推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在穩坐內地攝影第一把交椅的時候，他又遠赴好萊塢發展，執鏡《姜餅人》、《騷亂》、《紐約的秋天》，在好萊塢似乎剛剛扎穩腳跟，卻出人意料地急流勇退。且一休止，就是四年。

然后，《孔雀》和《立春》橫空出世，迎來外界好評的同時，也一舉斬獲不少電影獎項。如今，沉寂三年的他重新出發，帶著由章子怡、郭富城主演的最新電影《最愛》，闖入了大眾的視野。

不關心外面的速度，只關照內心的節奏，沒有禪心和定力的人，恐怕早就被時代同化掉了。萬人如海一身藏，說的正是顧長衛。

最大的噱頭就是這個時代。人們一方面會興奮自己在飛，一方面又擔心自己會摔下來，這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記者：1999年底，拍完陳沖的《紐約的秋天》，突然不再掌鏡。那時你對外界的說法，是突然經歷了自己的一段迷惘期，不知道自己該干些什么。時隔那么多年，你現在回頭看，你覺得迷惘的源頭是什么？

顧長衛：就是回家了唄，想先歇一陣子，調整一下自己。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遇上特別合適的電影，我自己也是突然就變得沒有信心了。那時候正是世紀之交嘛，我就干脆索性給自己放個大假。

記者：是在長假里決定要做導演拍攝《孔雀》嗎？

顧長衛：沒有，就是呆得實在有點無聊。當攝影師也不是外界看起來那么容易的。但，怎么說呢，閑著也不容易（笑）。

記者：你是一個特別沉默木訥的人，看上去寡淡、涼薄，而實際上對朋友還是很熱情的，看到好的書會買來送給朋友。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什么性格的人呢？

顧長衛：我是一個喜歡一邊貓著的人。一大群里面，我享受做一個觀察者，而不是被關注的對象。說到底這還是個性吧。特別是有了孩子之后，看到他們身上的一些特質之后，反過來會特別理解自己，寬容自己。這是我的問題，很難去改變了，也不能因為這個去吃點什么藥去治吧（笑）？

記者：你曾經說過，“我想做一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可是我做不到。”你還說過，“要是讓我選擇生活，我寧愿選擇去做一次瘋子，讓我的生命更精彩，而不是平庸、安穩、日常。”可不可以這樣理解，電影中呈現的，正是你理想主義的反射？如同《孔雀》里的張靜初，如同《立春》里的蔣雯麗。

顧長衛：我理想中的理想主義者是不存在的。如果為了成全一個理想主義者，把理想變成現實的話，那么理想主義將不復存在。

記者：花三年的時候去雕刻一部電影，你難道不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嗎？

顧長衛：不是，我覺得自己太現實了。三年做一步片子還不現實？我被現實主義包圍著，困惑著……總覺得自己少了一種時代所要求的精神。

記者：比如說？

顧長衛：奮斗精神。我覺得我更多的是隨遇而安，太生活化，太現實了。但是我內心還是很崇尚理想主義的。

記者：但你對物質生活要求極低——據說你有很多穿了十年的鞋子、衣服？

顧長衛：好多衣服不止10年吧，我有件西裝是1993年買的，現在還在穿。有些東西看起來比較舒服，但穿起來，可能還需要習慣一些時日。比如那種鞋頭比較長特別尖的皮鞋，剛穿的時候，腳趾非常不習慣，覺得腳底是軟的，老踩不著。這樣的鞋子就不適合我。

記者：為什么想要拍《最愛》這么一個故事？

顧長衛：《最愛》圍繞的就是兩個人—一個男人時日不多了，仍說著：“多活一天是一天，得意一天是一天”，一個女人美麗年輕，說著：“我們結婚吧，趁活著。”

我們這個時代發展太快了，帶來人們便利的同時，也會帶走一些東西。比如，你一覺醒來，發現門口平整的馬路已被挖開，許多胡同突然變成了一片廢墟，一陣風吹過，揚起漫天塵土。你可以拒絕《2012》的聳人聽聞，但你不能漠視全球各地不斷上演的災難：地震、海嘯、核污染……人人自危的情境下誕生出一種末世情結，疾病與疫情只是一種比喻。

記者：《立春》和《孔雀》講的都是人在時代的局限之下做出的突圍表演，到了《最愛》，矛盾聚焦在人和熱病上面，它顯得更有話題感，也更有噱頭。

顧長衛：我覺得最大的噱頭就是這個時代。人們一方面會興奮自己在飛，一方面又擔心自己會摔下來，這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如果我們身處在一個緩慢發展的時代，這種矛盾的感覺就不會這么明顯。

記者：這是一部非常本土的電影，主人公要會講方言，基于這樣的人物設置，為什么還會啟用郭富城這樣一個香港演員呢？

顧長衛：坦率說，剛開始用他，我對他并不了解，所以很擔心他的狀態。但他確實是一個很有天賦、又很努力的演員。比如剛進劇組，我們希望他更瘦更結實，他于是就真的一天只吃一頓飯。中午開飯的時候，他就一個人默默地走開，因為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吃呀，那樣更受刺激。我周圍很多人看了電影之后，都認為這是郭富城和章子怡最好的表演作品。

記者：你希望這部片子能給人們帶來什么樣的思考？

顧長衛：希望能找到一些自我覺悟的東西，假如說是世界末日，我們自己該怎么取舍？我覺得不應該一味的消極和逃避，應該有你自己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