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善”,才能追求正義——桑德爾訪談錄
我所理解的好社會,是那種幫助人們實現最大潛能的社會,讓人們最大限度地“綻放”。這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觀念,而這一觀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分享”和“自治”。
責任編輯:史哲 助理編輯 陳斌 實習生 靳萬瑩
編者按:
2011年5月16日晚,應清華大學之邀,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清華做了題為《正義:該如何是好?》的演講。早在2007年5月,桑德爾在華的首場學術演講,也在清華舉行,那次的主題是《全球化時代的政治認同》。日前,南方周末編輯戴志勇約請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劉瑜、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周濂共同對桑德爾教授進行了訪談。這位社群主義(亦稱共同體主義)的代表人物,在善與權利、德性與自由之間的種種分析,或可為中國讀者帶來新的思考維度。
2011年5月22日晚,桑德爾在復旦大學演講 (鐘谷婷/圖)
奴隸制任何時候都是錯的
正義和道德是否僅僅意味著某時某地碰巧流行的習俗?我的回答是:不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
劉瑜:您可能已經聽說,在中國,現在有一個關于“普適價值”的激烈爭論。支持這個概念的人主張在中國引入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因素,但反對這個概念的人認為它是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外衣,那么,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您覺得存在超越文化和國家的“普適價值”嗎?比如,在您看來,存在普遍的人權嗎?
桑德爾:因為你剛才說到這場辯論的政治意義重大,所以我們應該首先弄清楚“普適價值”這個詞的精確含義是什么。我想說兩點,或者說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哲學上的“普適主義”和“相對主義”。正義和道德是否僅僅意味著某時某地碰巧流行的習俗?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不是,正義和道德不僅僅是恰好在某時某處盛行的習俗。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
但在“普適價值”的辯論中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如何找到超越特定時空的正義和道德原則?對這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有史以來,很多哲學家都在辯論如何找到超越“習俗”的正義和道德原則。
我覺得,如果把價值的普適性假定為把某一個地區的政治系統,強加給其他國家,那是一個錯誤,而且這個錯誤會引起人們對“普適價值”這個基本概念的反感。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將是一個損失。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1953年3月5日-),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代表人物。桑德爾于1975年畢業于布蘭迪斯大學,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獲博士學位。后到哈佛大學任教,從1980年起擔任哈佛大學本科生通識課程“正義”主講。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1982年)、《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1984年)、《民主及其不足》(1996年)、《公共哲學》(2005年)。
劉瑜:有人可能會說:不存在抽象的道德,道德總是被文化和歷史所形塑的。比如,有人可能會說,對女性的歧視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或社會可能有特定的社會功能,您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桑德爾:在這里,我們需要具體地看歷史上女性被歧視的案例。舉例來說,在很多國家都存在偏愛生男孩但是排斥生女孩的現象,人們用墮胎、B超或者基因操控等方式來對胎兒進行性別選擇,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在譜系的另一端,比如說有些宗教社區存在對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分工,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歧視,另一些人則會說這是一定宗教教義下的角色分化。那么,我認為用于評判第一個例子中的道德標準未必能用于第二個例子。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當我們談論“歧視”時,要搞清楚這個“歧視”背后的社會制度以及這個制度的含義,只有搞清楚了這一點,才能區分歧視和參與者們都能接受的角色分化。有些“歧視”也許是歧視,有些也許只是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方式——除非我們真正地了解了這種自我認識方式,我們不能輕易地指責它。
現在,我回到你的問題,道德是抽象的還是歷史的?我認為道德既可以是歷史的,也可以是普適的。拿奴隸制來說,美國因為奴隸制問題打了一仗。19世紀初,有些美國人認為奴隸制是不正義的,有些人則為之辯護。今天,2011年,我們往回看,我們可以非常輕松地說:“奴隸制是不正義的”。但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這并不是說奴隸制僅僅在今天是不正義的。它還意味著,即使在當時,奴隸制也是不正義的,就算當時有些人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那么這就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有可能用一個道德標準來評判不同的時代。這并不是說道德沒有歷史的維度,我只是說我們有可能從道德上評判過去的實踐——即使它已經是過去的,我們仍然可以說:“不,他們當時就錯了,而不僅僅是今天錯了。”
周濂:那么,您認為存在“道德事實”或者“道德真理”嗎?
桑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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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