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凱恩斯主義的真相與陷阱

就配置資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場可以比中央計劃的效率還低，強勢政府干預于是獲得了民間的同情，但也會將經濟轉型引上歧途

在歡慶紀元后第二個千禧年的到來時，誰也沒有料到，迎接人類的將是一場巨大的金融海嘯。

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誰之過？驚恐之余，人們紛紛翻出昔日的理論和早已被忘卻的預言，試圖證明人類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東京熱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紐約脫銷。不同的學說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執一端，互指他人為肇事者，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愚蠢開脫。諸多學派之中，最為流行的，當然是凱恩斯主義。

許小年

政府——救贖者或肇事者？

當消防隊員奮戰在火海之中時，誰愿追究他放火的責任呢？

在“大蕭條”的年代，是凱恩斯指出了市場失靈的可能性，也是凱恩斯給出了應對之方：政府增加開支，創造有效需求。這個今日天經地義的政策，70年前卻是離經叛道的言論，稱它為一場“革命”，毫不為過。對于凱恩斯的新理論，當時學術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國政府亦滿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國才開始認真研究凱恩斯的主張，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規模的政府開支才具備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經過記者和專欄作家 （例如保羅·克魯格曼）的演繹，這段歷史變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受了凱恩斯的建議，于1933年推出“新政”，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

數據告訴我們，美國經濟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縮，失業率從25％的高位回落，但真實GDP則是在1939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業率在1941年才降到單位數。軍備開支的直線上升的確創造了有效需求，軍隊的大規模征兵當然也創造了工作崗位，到底是誰結束了“大蕭條”？羅斯福還是希特勒？我們只能留給歷史學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凱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納粹德國，凱恩斯本人當然不愿將后者作為他的案例，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這個最早的“凱恩斯主義國家”。

凱恩斯經濟學的關鍵假設是“動物精神”。在亞當·斯密的世界中，已知產品和要素的價格，經濟個體經過理性的計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決策。盡管并不完全否定決策過程中的理性分析，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個體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純粹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消費者和企業忽然悲觀起來，對未來失去信心，消費與投資意愿下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動物精神”無邏輯可言，幾乎無法對它進有意義的分析，人們無法改變而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并以此為前提，探討應對之策。如人們所熟知，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對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支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當代凱恩斯主義者沿襲了“動物精神”的傳統，指責“新自由主義”是這次金融風暴的始作俑者。在“動物精神”的驅使下，華爾街貪婪逐利，金融創新過度，而政府又疏于監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類精神”約束華爾街的沖動，聽任資產泡沫發展，終于釀成大禍。不僅如此，他們還宣稱，泡沫破滅之后，具有“人類精神”的美聯儲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規的市場干預挽狂瀾于既倒，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從而避免了“大蕭條”的重演。

遺憾的是，事實并非如此。

美聯儲對這次金融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2001年開始，美聯儲執行了松寬的貨幣政策，將聯邦基準利率降到當時的戰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達兩年多之久。房地產市場因此出現了明顯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達到頂點。從2004年中起，美聯儲進入了加息周期，貸款利率隨著基準利率節節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貸款償還成本，最為脆弱的次級按揭市場首先拉響了警報，逾期和違約率的上升引發以次按為基礎的債券價格下跌，盛宴結束了。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聯儲減息之后形成房地產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創新，也促使金融機構不斷提高杠桿率。金融創新過度并非源自華爾街的貪婪，華爾街何時不貪婪？銀行家們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體瘋狂。就引發金融危機而言，美聯儲低利率的作用遠超華爾街的“動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責，美聯儲是首犯，華爾街充其量只是一個從犯。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場中的最重要價格——利率，在錯誤的價格信號指導下，家庭過度負債，金融機構高杠桿運行，金融創新過度。

凱恩斯主義者有意無意地忽視危機的真正原因，并歡呼是美聯儲防止了另一場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其實，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國貨幣史》（與施瓦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