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絕對權力——敬答袁偉時老師

經由對中國古典經、史之研究，我對中國歷史初步形成了一個新的認知框架：孔子以來，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群體是抗衡專制的憲政主義力量。透過董仲舒的天道憲政主義規劃，儒家構建了士大夫與皇權共治的體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憲政主義性質，并一直持續到清末。

這樣的看法反乎百年來的歷史常識，自然引來一些爭議。尤其是我十分尊敬的袁偉時老師，對我多次耳提面命。近日并專門撰文，對我的看法系統提出批評。袁老師的批評促使我檢討自己的觀點。本文擬以求真態度，回應袁老師的批評，這是對袁老師最大的尊重。

首先我想說明，談論“中國古代”、“傳統中國”如何，過于籠統。自堯、舜以降近五千年間，中國的治理秩序經歷了幾番巨大變化。其間至少形成了兩個相反的傳統：周制傳統與秦制傳統。兩者的區別不僅體現于治理架構、社會結構，也體現于人的心智和宗教、倫理觀念。秦以后的中國歷史演變，基本上就是這兩種傳統以不同比例搭配、組合的結果?？傮w上說，周制傳統代表著自由的、憲政的傳統，儒家則在堅守這個傳統。

有可信文字記載的堯舜時代至春秋，中國治理架構為封建制，而儒家的憲政主義正來自于對封建制的憲政主義的記憶和重申。

士大夫一直試圖對皇權予以控制和約束，兩者之間經常發生分歧乃至激烈沖突。 （鄺飆/圖）

這段歷史之封建性質，本系常識。只是在過去百年間，因西方歷史理論之引入而陷入混亂。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學界已重歸中國經、史常識，以“封建”來界定那兩千年歷史。袁老師也接受這一點。

盡管如此，受制于中西歷史演進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見，很多學者以今釋古，反復強調周代的“封建”在性質上不同于歐洲的Feudalism。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個人，因而根本沒有憲政的元素。

看來，準確理解周代封建的關鍵，在于準確理解宗法。自漢代以來，人們就經常犯一個錯誤，拿漢初開始出現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時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國維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這樣的疏誤。

然而，周代宗法制極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遠的漢儒結集之《白虎通義》，對此說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義，切斷血緣關系。

此即周公制禮的偉大意義所在。周人初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滿周公攝政，策動殷遺民叛亂，是為“三監之亂”。周公心靈所受之沖擊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亂之后，即制禮變法，推動“親親”向“尊尊”之轉變。也即，將叔侄、兄弟等血親關系予以“陌生化”，透過訂立書面策命文書的方式，轉化為上下尊卑之君臣關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為：“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舉例來說，某周王駕崩，其三子中一子繼嗣王位，另外兩子必須與老王、新王切斷親屬關系，此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這兩個兒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們現在是新王之臣；他們也無權立父親之廟，這是新王的特權。他們只能另立一宗，自“別”于原來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別”，讓君擺脫血親關系之束縛，以公共意義上的君臣關系替代血緣意義上的叔侄、兄弟關系。這是周人最為偉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國文明的一次巨大躍遷。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親緣關系的局限性，構建出以契約性君臣關系為樞紐的理性的治理架構，從而大幅擴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圍。

這個意義上宗法制的實現，有賴于君臣關系的契約化。

1 此封建就是彼封建

“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義，切斷血緣關系。此即周公制禮的偉大意義所在

有可信文字記載的堯舜時代至春秋，中國治理架構為封建制，而儒家的憲政主義正來自于對封建制的憲政主義的記憶和重申。

這段歷史之封建性質，本系常識。只是在過去百年間，因西方歷史理論之引入而陷入混亂。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學界已重歸中國經、史常識，以“封建”來界定那兩千年歷史。袁老師也接受這一點。

盡管如此，受制于中西歷史演進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見，很多學者以今釋古，反復強調周代的“封建”在性質上不同于歐洲的Feudalism。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個人，因而根本沒有憲政的元素。

看來，準確理解周代封建的關鍵，在于準確理解宗法。自漢代以來，人們就經常犯一個錯誤，拿漢初開始出現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時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國維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這樣的疏誤。

然而，周代宗法制極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遠的漢儒結集之《白虎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