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耀輝：寫歌是為了令社會更寬容

周耀輝，香港著名詞人，和林夕、黃偉文并稱為“香港三大填詞人”。曾于香港政府、亞洲藝術節、明報及商業電臺工作。作品類型廣泛，包括達明一派《愛在瘟疫蔓延時》、《忘記他是她》、《天花亂墜》，黃耀明《維納斯》、《下世紀再嬉戲》，王菲《色盲》、《流星》，林憶蓮《一個人》等。

周耀輝一直是另類的。他的詞看似歌頌風花雪月，然而扒開華麗的外殼，卻看見他站在文字里，大聲批判政治、社會和文化。他說他寫歌是為了令社會更寬容，“我通過文字告訴大家，真理不止有一套，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圣經，擁有屬于自己的真理。”

曾有人這樣描述“香港三大詞人”：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

在二十多年前首度填詞時，周耀輝就頂著“另類”的標簽。1989年，周耀輝為達明一派創作了《愛在瘟疫蔓延時》，開始一鳴驚人。此后，在達明一派《意難平》專輯中，周耀輝寫了《忘記他是她》、《天花亂墜》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建立自己批判現實題材的獨特風格。

周耀輝的創作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他認為創作除了靠天分外， 還要遇上賞識自己的伯樂。1990年，隨著達明一派的解散，加上情感歌曲占據當時流行樂壇的主流地位，周耀輝的“另類”給他添了阻力。他給別的歌手作詞時，退稿的情況不少，理由大多是“太復雜”、“要簡單點”、“煽情些”。對此，周耀輝無可奈何，或許是小時候住在貧民窟的艱苦經歷，讓他學會了另類思考，“寫情歌時，我并不是故意復雜的，愛情在我眼里，就不是一往情深的，也不是簡單的”。

直到給許志安寫了《不倦的蝴蝶》、《迷糊情欲對象》，事情才發生轉機。這兩首同樣標著“另類”的歌，一炮而紅，給了周耀輝很大的信心。“除了達明一派，我也能給主流歌手寫些另類的、有趣的作品，很開心。”此后，他為黎明、王菲、林憶蓮、莫文蔚、王菲、陳奕迅、謝霆鋒等藝人寫過數百首歌詞。周耀輝的成功，證明“香港不只有情歌”，他那些披著情歌外衣的歌，寫的都是更開闊的世界，開拓了“情歌”的空間。

當周耀輝名氣漸長時，1992年，他離開香港遠赴荷蘭定居。遠在荷蘭，他過起了遠離塵囂的生活，每天讀書、寫詞、看電影、聽音樂、泡酒吧，日子不亦樂乎，但他并沒脫離香港流行樂的脈搏，也未錯過香港流行音樂的全盛時期。從詞人“個體戶”時代，到先后與寶麗金、滾石、英皇等大集團簽約，到出版《突然十年便過去》，周耀輝在主流創作與邊緣創作之間，始終保留了那份“另類”。

記者：突然十年便過去，是你對青春的感慨，還是其他？

周耀輝：“突然十年便過去”這個標題來自我創作的一首歌，叫《給自己的信》，里面提到女主角給十年后的自己訂下計劃，十年過去了，很多沒做到，感觸很大。這本書更多是我二三十歲時創作的，很久了，是一本關于回憶的書，我希望與讀者回憶，回憶過程中，思考一下十年間失去什么，得到什么，也希望他們對十年后的期望。

記者：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你有什么不同？

周耀輝：這十年間，我失去我媽媽，這是無法彌補的事實。在未來，我會珍惜我的家人朋友，這也是近兩年，我多回香港的原因。

記者：生活在荷蘭，感覺與香港有什么不同？可否用幾個形容詞來形容一下香港和阿姆斯特丹之間的不同？

周耀輝：用形容詞來形容的話，香港很容易身不由己，在荷蘭，覺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因為在荷蘭很簡單，每一天都能思考怎樣去利用自己的時間，不會很早就計劃好自己的行程，有很多自己選擇的機會，有很多空間會想“做人是為了什么”。但在香港，到了哪里都很匆忙，很被動。

記者：從1988年到現在，與你合作過的歌手包括譚詠麟、梅艷芳、林憶蓮、王菲等，有些歌曲還在港臺成為暢銷金曲。大部分作品都是你在荷蘭寫的，地域的差距，會不會令你感受不到這種成名的激動吧？

周耀輝：當然這是一種欠缺，但有好也有壞。比如我感覺不到這種興奮，少了那份創作的激動。但沒有這份激動的話，我能讓自己更加清醒，不會為了流行而創作流行，按照自己的關懷、自己的方式來寫，自然就能得到回響。

記者：對你而言，作詞的意義何在？

周耀輝：我希望透過文字與讀者進行溝通。

記者：你的文字，往往給人帶來很多驚喜。

周耀輝：很多生活在內地、香港很多人會羨慕我的生活，說我生活得很悠閑，下一本書關于日常生活中的創意，創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練習。多開放自己，多去接觸自己想接觸的東西，讓自己受刺激時，自然會有反應。比如我現在有個專欄名叫《假如我們什么都不怕》，涉及恐懼，我們要多思考自己恐懼什么，還要學會記錄當時當刻的想法。我的習慣是一旦想到什么，就立馬記錄下來。

記者：你的歌曲很多寫到政治、宗教、文化等題材，里面帶有批判意味，這與你的思想有關？

周耀輝：是的，這一定是與想法有關，我相信每個寫字的人都是從心出發來創作。至于你說的批判，我不知能否這樣形容，對我來說，小時候生活困難，就渴望更多選擇、更多空間。而我寫歌的終極目標是令社會更寬容，令我們有更多的選擇，說更多的話?；浇虝惺ソ?，每個教徒要合乎圣經的內容才能生存。但我認為，真理不止這一套，如果一些人選擇了自己的圣經，我希望不要判他們有罪，我這樣說，并不是反對宗教，只是希望尊重不同人的選擇。

記者：你在《假如我們什么都不怕》專欄里寫恐懼癥，從A可以寫到Z，那你有什么恐懼的？

周耀輝：我有很多恐懼，但最大的恐懼是自己失去希望。我小時候對世界很灰暗，后來覺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沒做，我希望自己能保留這種希望，也希望身邊的朋友對未來充滿希望。

記者：這是不是你缺乏安全感的一種表現？

周耀輝：我是比較有安全感的人吧，因為這種安全感我才能大膽說出，我想要更多的希望。對于一些缺乏安全感的人來說，“希望”二字不會輕易透露。我們的世界的確充滿不安全感，大部分人會透過買樓、投資、結婚、養狗來轉移，而我會將安全感放在文字上，文字在過去給了我很大力量。在未來，我相信它的力量依然存在。

記者：據說你是一個容易哭的人？

周耀輝：是啊，不知道為什么。（笑）我不是一個容易在別人面前哭的人，但我一個人時，就很容易哭，尤其在看電影的時候。在我媽媽過世時，我以為會以平靜的心情對待，但不行。譬如在做訪問時，媒體很容易讓我回憶小時候的生活，很容易牽起傷感，就會忍不住哭。

記者：所以說你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周耀輝：我不知道啊，最近我越來越很容易感覺到自己的脆弱。很多人遇到傷感的事時，覺得不能在大庭廣眾下哭啊，會用最大的堅強令自己不要哭，這種情況下，我就覺得自己不需要刻意的堅強。當我們每天上班、學習時，都需要很多力量去支撐，有時候容許自己脆弱些，沒多大所謂啊。當你愿意脆弱時，對方也愿意脆弱些，那樣就能接觸得更多。

記者：什么能讓你哭起來，或是讓你產生恐懼？

周耀輝：我感覺到別人生活的艱苦時，就會忍不住。比如以前看成龍的電影時，每次電影結束后都會播幾分鐘的拍戲花絮，看到他們為了拍好一場打戲，真的被打到眼腫腫，我就覺得賺錢很辛苦啊，我們只是花幾十元去看場電影罷了，原來他們要付出那么多。

記者：很多人說你寫的歌詞里有一種世紀末的情結，那你想過末日嗎？

周耀輝：說完全沒想過，是騙你的，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吧。世紀末日對我的意義是，如何度過今天?，F在香港很流行提前退休，說退休后要怎樣怎樣，我會提醒說不要等到退休，因為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末日意識可以是一種很積極的力量，有什么沒做的、很想做的，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