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問責：明規則與“潛規則”——透視“特別重大事故”追責慣例

有關官員問責的種種非議，往往是因為各種或明或暗的規則糾纏不清：類似問責界限模糊，處罰理由不透明，地方陽奉陰違，甚或公然違規提拔被問責官員等問題，屢屢出現。

“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新聞發布會現場。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曾鞠躬致歉，而此次特大事故的問責問題，廣受關注。 （CFP/圖）

官員問責有無“死亡35人”定律？

答案是沒有。

最近有網友發帖稱，近年來多起事故死亡人數恰好為35 人，而鐵道部最初公布死亡人數也是35人。其實，網友所列的事故案例，有一半死亡人數并非35 人（但多數多于35人），“35人”也并非問責官員的標準。

事實是，官員就算要做手腳，也會做在30 個或10 個上，而不是35個。

按照2007 年國務院出臺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30 人以上死亡的事故，構成“特別重大事故”；此外，100 人以上重傷，或者1 億元以上直接經濟損失的事故，也構成“特別重大事故”。1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則可定為“重大事故”。

2009 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問責官員的7 種情形，其中就包括發生特別重大事故，或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特別重大事故”，近年來基本上都由國務院調查組負責調查。“重大事故”則往往權歸地方，比如2010 年7 月南京市棲霞區發生的地下丙烯管道泄漏爆燃事故，造成22 人死亡。雖震驚全國，但調查由江蘇省政府負責。

可見，死亡人數影響事故等級定性，并可能“驚動中央”，導致官員被嚴厲問責。由此公眾難免擔心死亡數字瞞報漏報，而以往事實表明，瞞報并不罕見。

事實上，有關官員問責的種種非議，往往是因為各種明規則和“潛規則”糾纏不清：類似問責界限模糊，處罰理由不透明，地方陽奉陰違，甚或公然違規提拔被問責官員等問題，屢屢出現，甚至中央部委，亦無可奈何。

“臨時工”受刑罰，官員背黨紀

問責則往往在事故發生之始就已啟動，比如“就地免職”，往往被看作平息民憤之舉。

在此次動車追尾事故發生的第二天，鐵道部黨組就決定，對上海鐵路局局長龍京、黨委書記李嘉、分管工務電務的副局長何勝利予以免職，并進行調查。

這不是最終的結果，一些官員隨后可能被作黨紀、政紀處分，有的人甚至被追究刑責——對相關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