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社會與好的生活

我們的確需要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平臺。我們爭取這樣一個平臺既是為社會爭取，也是為個人爭取。

我想我們是在要爭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討論“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們是優先考慮要過“好的生活”，過有價值和意義的生活。趙汀陽寫過一本有趣的書叫《論可能生活》，但僅僅一種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可能生活”，并不足以調動我們的生活意志，成為我們的生活目標。就一個人來說，他只有一個一生，他無法同時度過“各種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更能概括我們的生活目標和意愿。先是好的生活，然后才是可能性的問題。而可能性的問題的確很重要。我現在想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們對何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現代人還主張這些不同理解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都是價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主張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不過，我現在講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種為多數人所認可或理解的“好生活”。這種好生活的內外條件也是指適應于大多數人的可能性。亦即，我這里不說很少數的圣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們可能在任何時代和社會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數人卻并不如此，他們想過的好日子，在惡劣的時代和社會里就無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們要優先考慮爭取一個好的社會，或者低一點說：“尚可的社會”。這個“尚可的社會”至少能為它的所有成員的生活提供“基本的好”。所謂“基本的好”，從羅爾斯的觀點來引申，主要是指作為公民或社會成員的一些基本權利；能夠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質生活資料或財產；得到承認的一般尊重等。這些“基本的好”應該有一種制度的保障，而不只是統治者的心愿或者話語。由于我們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個共在的世界，一個互為行為主體，又互為行動對象的世界，我們的行動幾乎都會對別人發生影響。所以，我們追求的“好生活”就不應妨礙別人同樣的“好生活”，即要讓別人的同樣覺得好的生活也成為可能。反過來也是一樣。要防止讓一個人占盡一切好處或讓一個利益集團通吃成為可能，因為，這樣一種可能會扼殺其他一切可能。我們每個人，不論有多大權力、財富和名望，就都必須遵循一種基本的倫理，遵循一種對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們的確需要這樣的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平臺。而我們爭取這樣一個平臺既是為社會爭取，也是為個人爭取。至于還有許多“好生活”中的積極和富有個性的內容，或者說在“基本好”之上還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則主要是讓不同的個人自己去爭取。這樣，我們就必須自己規劃自己的一生。個人的努力達成“好生活”的條件主要有：一是能力和性格的天賦；二是后天的訓練和努力；三是偶然的運氣。在這些方面，人人都是千差萬別的。我們必須首先要認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東西最能讓我感到安頓以至幸福？等等。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著某一方面甚至多方面的不利，并不意味著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們可以善加搭配，我們可以調整自己，包括調整自己的期望，調整自己的內心。相反，擁有多方面的優勢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錯認了自己或錯待了他人。

無論如何，我們也還不能忽視為社會一般所認為的“好”，或者就徑直說“權錢名”。尤其是不能忽視“權錢名”的底線，即上面所說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面“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說也能過一種像樣的物質生活，除非它們和“更高的好”發生非此即彼的沖突。當然，我們同時也應區別“基本”與“更高”之分，讓物質基礎就是基礎，而不要成為上層建筑。

最近有一個印度電影《三個白癡》，里面講到一個比較功利的大學畢業生查特，向另一個品學兼優的大學畢業生蘭柯打賭，看十年后誰過得更好更成功。結果查特去了美國，十年后事業有成，有了豪宅靚車，他和另外兩個同學一起去找蘭柯，終于在一個山區小學找到了任教的蘭柯。查特大快，覺得自己贏了，然而結尾表明，蘭柯同時還是一個擁有許多資產和專利的科學家和發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輸了。這結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還是帶來了安慰，如果蘭柯的確就只是一個窮小學教員，又沒有像特雷莎修女那樣的名望，查特會服輸嗎？在世人眼里又是誰生活得更好？有一些人，的確做了類似于特雷莎修女那樣一心服務窮人的事情的人，只是沒有她做的那么多那么好，很可能就是終身默默無聞。一般人也還沒有那么超凡脫俗。要超凡脫俗，必須內心十分強大才行。而如果選擇一條很少人走，也很有意義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問：我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心靈力量來應對一生的貧困和世人的冷遇？有這樣心靈的人就接近于是一個圣者了，是人世間的星。

在過一種“好的生活”的能力中，其實也還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盡力去爭取最好的，但也準備接受最壞的。有時候突然發生的整個社會的災難，對于一個人來說可能還好忍受些，而僅僅發生于一兩個人身上的災難，那么這個人就要難以忍受得多——但如果災難已經對我們發生了，我們就必須承擔。因為，一種生命的韌性，不僅在圣者那里存在，在普通人那里，也并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