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換代”與君主和平立憲的可能——“封建”與帝制的比較

【帝制興衰：辛亥百年話“傳統”之二】 

假如辛亥前是漢族王朝？

要理清“帝制興衰”這個大劇本，還得從它的終場來說起。上次說到君主立憲的設想也許很好，可是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能實現的幾率極小。而且其所以如此，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不能接受滿族王朝可能是個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如前所述，革命黨人確實以“我國今日為異族專制，故不能望君主立憲”（精衛：《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4期）作為廢君革命的主要理由，甚至明言“中國而欲立憲也，必漢族之驅并滿洲而后能為之”（蟄伸：《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民報》第1期）。但真換了漢族皇帝（如后來的袁世凱），他們就能接受嗎？孫中山當時就提到，以現在的政治如此腐敗，“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325頁）?？梢姰敃r激進主義確實有市場。除了推翻“異族”外，革命黨人主張民主共和，也還是有追求“徹底”的因素。

不過問題并不在這里。當時國內革命黨的影響遠不如立憲派，假如清廷甘愿轉變為“虛君”而接受立憲，立憲派的力量加上朝廷應該完全能左右大局，革命是很難發生的。但問題在于清廷這樣做的可能幾乎沒有。而清廷之所以不可能主動做“虛君”，也有不得不然之理，而且這主要還不是出于滿人的“恐漢癥”。

其實這不需要太多的引證。我們看看世界上通過君主立憲成功建立了現代政治的國家，無論是西方的英國、荷蘭、瑞典、挪威等等，還是東方的日本、泰國，都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它們歷史上長期實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權，卻仍然穩定地得到臣民的尊敬。反過來說，他們王室的地位主要以“德高望重”或某種宗教光環為基礎，甚至僅僅是一種象征符號（如代表某個家族的紋章），也能約定俗成地被認為不可侵犯。這樣的王室當然不一定要掌握實權，而沒有實權也就不能為害，即便時政多弊，也責不在君，公眾要求革新時政，但并不怨恨王室，也不支持誰去取而代之——這就是所謂“正統主義”而非“皇權主義”。實際上那些王室在歷史上經常“大權旁落”，卻仍然能夠“皇圖永固”。

而那些歷史上長期實行類似“秦制”的專制國家，從我們周圍所謂“儒家文化圈”中的韓國、朝鮮、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波斯、埃及等等，都沒有走成君主立憲的道路。它們或者經過艱苦的努力最終走上了共和民主的憲政之路，或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實行極權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臨民主化的問題。惟一在君主立憲道路上走得比較久的是伊朗（波斯），巴列維王朝的“日本式立憲”（類似清廷的“預備立憲”）和自由派的英國式立憲斗了幾十年，最終同歸于盡，而被霍梅尼式的“神權共和國”代替了。

所以我認為過去我在《傳統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中講的一段話還是對的：

這樣我們也就知道為什么我們一方面早在辛亥革命中就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另一方面千年怪圈在此之后仍然延續。如今有人責怪辛亥革命太激進太反傳統了，他們認為君主立憲才適合國情順應傳統。其實，辛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傳統邏輯來解釋，倒是君主立憲與我們的真實傳統嚴重相悖。試觀英、日等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傳統上王室不僅沒有我們的這般專制，而且更重要的是遠比我們的更受敬畏。不說是“萬世一系”，但起碼沒有“市井之間人人可欲”。即使在自由平等之說盛行的今天，即使是激進的左派執政，人們也還尊敬王室（正如即使是保守的右派執政，也還尊敬工會）。

而我們那神秘卻不神圣、令人恐懼卻不敬畏的傳統王朝，本身就有“湯武革命”的傳統周期。清朝至辛亥已歷時二百六十多年，即使無西學傳入，也是“氣數”該盡了。若無西學影響，也會改朝換代。有了西學影響，清朝之后便不再有新王朝，盡管仍然有專制，但若還打清朝旗號，這本身就已違反傳統了！我們已經看到，在真實的傳統中，國人之所以尊崇君主，與其說是基于對綱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說主要是懾于“法術勢”。因此立憲制度下失去了法術勢的“虛君”，是很難得到英、日等國立憲君主所受到的那種尊重的。那些在近代立憲制度之前的歷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實權的國家的“虛君”，也形成了尊重虛君的傳統。而我們歷史上的君主一旦大權旁落，哪怕是旁落到至親如母（如唐之武則天）、弟（如宋太祖之于趙光義）、岳父（如西漢末之王莽）、外祖父（如北周末的楊堅）之手，便難免性命之虞。所以我們的皇帝要么是“實君”，要么是命運悲慘的廢君，而“虛君”比共和離“傳統”更遠。廢清皇室在民初還能保有一定地位而沒有落入墻倒眾人推的沒頂之災，從歷史上看已屬難得了。

要之，法道互補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的專制傳統。而儒家價值并不支持虛君制，它除了導出眾所周知的“賢君”、“王道”理念外，與共和的距離也并不比與君主立憲的距離大。所以我國在受到西方影響后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沒有走上君主立憲之路，是毫不奇怪的。如果說共和理想在政治上顯得很激進，那么它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它的很多內容可以在不滿“秦制”的古儒傳統價值中找到支持（注意：這里說的是在價值觀中找到支持，不是說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憲政”已經被古儒發明了）。

可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