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勞——再與秋風先生商榷

1.  儒家的惆悵

儒家或許也想限制絕對權力，但可惜徒勞。秦漢以后的總體走向，是由集權而專制，由專制而獨裁。

我一向認為，學術論爭，求同比存異更重要，也更難。因為“各自表述”的前提，總得是“某種共識”，否則便是“雞同鴨講”。幸運的是，我在秋風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絕對權力》（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討論的基礎，并愿意就此展開。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對絕對權力”。因為一旦“絕對”，便不“中庸”，故此說應可成立。但要補充兩點。一、儒家并不限制權力，只限制“絕對權力”。二、就連這，也是一廂情愿，甚至得不償失、南轅北轍。秦漢以后歷史的總體走向，是皇權的不斷加強。最后，終于由集權而專制，由專制而獨裁。

且看史實。西漢初年，倒不專制。中央既未過度集權，皇帝亦難乾綱獨斷。軍國大事，例由三公會議，皇帝批準。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實際上的執政者，皇帝不過“橡皮圖章”。但這樣一種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壞（詳后）。此后，歷朝歷代之所謂“有為之君”，都繼承漢武，既收地方之權集于中央，復收中央之權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說皇權與相權。漢代宰相是“領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員制”（錢穆先生語）。中央政府只有“國務委員”，沒有“國務總理”。這顯然是為了削弱相權，加強皇權。但唐代“國務會議”（政事堂）的決議，卻是定稿，叫“熟擬”?；实壑荒茉谏厦娈嬋?，叫“印畫”。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駁回，叫“涂歸”。也就是說，唐代的宰相，雖然地位低于漢代，卻好歹還有決策權和否決權，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權。

這就多少還有點秋風先生所謂“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決策權和否決權，就都歸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著，不再能“坐而論道”。到明清兩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廢除?；实垡蝗?，以國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腦，直接領導政府各部門（六部）。被俗稱為“宰相”的“內閣學士”（明代）和“軍機大臣”（清代），其實不過是皇帝的“政治秘書”。應運而生的，則是明代的“特務組織”（廠衛），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專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

至此，帝國的統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專制獨裁”。所謂“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為夢囈。毫無疑問，確如秋風先生所言，在這個過程中，儒家當中那些“有識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嘗不曾“試圖對皇權予以控制和約束”，也未嘗不曾與之“發生分歧乃至激烈沖突”。然而結果如何呢？事與愿違，徒喚奈何！

這是儒家的惆悵，也是我們的惆悵。

2.  莫把貍貓當太子

作為“皇權主義者”，漢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憲政革命”。所謂“共治”，其實無非“參股”，而且儒家的“股權”也沒有保障。

問題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風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漢武帝，恰恰是個“強權主義者”，也是“皇權主義者”。正是他，破壞制度，在宮廷之內另 設政府，由大司馬主持工作（西漢稱“領尚書事”，東漢稱“錄尚書事”），叫“內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則叫“外朝”。這就 等于是“一個國家，兩個政府”，豈非胡鬧？更重要的是，內朝權傾中外，外朝形同虛設，實際上是漢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國家的“大朝廷”。目的，則是要 集中央之權于皇帝，以便大權獨攬、乾綱獨斷。后世之“由集權而專制，由專制而獨裁”，即從此開始。這樣一個人，怎么會喜歡“憲政”？

漢武帝不是“憲政主義者”，董仲舒也不是。就連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說，孔子至少不反對民間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間思想家。而且，按照 秋風先生對“攻乎異端”的解釋，則他老人家還應該主張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卻明確反對“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主張將所謂“邪 辟之說”消滅干凈，用國家意識形態一統天下（《漢書·董仲舒傳》）。請問，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有什 么兩樣？董仲舒這樣說，他還是儒家嗎？如果是，則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則董某非儒。

其實，董仲舒跟法家一樣，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