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人們厭惡帝制

【帝制興衰：辛亥百年話“傳統”之三】

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任何別的民族都沒有的

大災難的形成機制

與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秦以后中國歷史的明顯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時，“秦制”不像“封建”那樣領主林立多內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國崛起”的成就。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說“鴉片戰爭前中國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傳甚廣，我以為難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馬可·波羅和鄭和的時代，中國的王朝盛世要比當時的歐洲繁榮許多，則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歷史的一大特點是始終無法擺脫“治亂循環”，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國秦以后歷代王朝的壽命不但比“封建”時代的周“王朝”和歐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換代”的巨大破壞性更幾乎是人類歷史上獨有的。

古代沒有精確統計，惟一能反映國家興亡、社會榮衰的指標就是人口的增減，而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任何別的民族都沒有的。固然，人口（在農業時代基本也就是經濟）的升降并非傳統中國獨有。羅馬帝國極盛時人口據說達到一億，帝國崩潰后原領土上的居民估計還有七千多萬。在整個中世紀“封建”時代，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是有起有伏、時進時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與氣候，而不是政治與戰爭。六七世紀之交與14世紀的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嚴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則有說減少四分之一，多則說減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產破壞引發了社會失序和動亂。但這兩次大衰退與“改朝換代”和政治變故并沒有什么關系：那里的“盛世”并無秦皇漢武，“末世”亦無漢獻唐昭。黑死病之災后，又有以三十年戰爭為谷底的16－17世紀危機，據說使戰爭波及地區的人口損失三分之一。根據如今學者的研究，這次危機是“小冰河期”宏觀氣候異常導致的。

而所有這幾次“封建”歐洲史上的大難，都與“改朝換代”無關。近幾十年，歐洲中世紀史學界關于中世紀危機原因的爭論主要發生在強調“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論”觀點和強調瘟疫與氣候災變的“偶然”論觀點之間。前者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啟發，認為危機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過剩，瘟疫只是過剩嚴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種表現形式。“瘟疫是中世紀舊大陸人口數量增加和活動的擴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產品之一”， “即使沒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況仍會發生”。而后者則認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與氣候變遷一樣，屬于偶然性災變，與歐洲社會上的人口“過剩”與否沒有什么關系，正如后來的工業革命在一些人看來就是因為煤和鐵恰巧同時富集于英格蘭一樣。

歷史上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歐洲人口嚴重下降，但這仍然無法與中國“改朝換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相比。圖為尼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的名作《死亡的勝利》（約作于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后社會的動蕩與恐怖。

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起、很快國際化并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沒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只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后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論號稱是為了打破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但顯然這樣的爭論幾乎就是西方史學界類似爭論的中國版，只是有個時間差而已。這恰恰是再明顯不過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