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二十年祭

編者按：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0年前，南方周末在頭版頭條發表了經濟學家、黨建專家黃葦町的長文《蘇共亡黨十年 祭》，黃先生提出：“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后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文章刊發后，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今天，南方周末刊載作者由不久前在國家行政學院所做同名報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對蘇共敗亡教訓作出了更深思考：權力過 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蘇共垮臺的總病根?？茖W、深刻地反思，歷史悲劇才能以歷史的進步來補償。

當類似“大清洗”的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會主義國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現象。

為什么在一個人才濟濟，并且是為共同目標走到一起的無產階級政黨內，一個人可以剝奪那么多人革命的權利？為什么有時共產黨整起自己人來，比整敵人還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赫魯曉夫在最后申辯中眼淚汪汪地說：“同志們，你們說了我這么多問題，可開會討論時，你們誰也沒有反對、誰也沒有給我指出過來呀！”但在缺乏黨內民主的情況下，誰又會斗膽和第一書記爭長短是非呢。

戈爾巴喬夫最喜歡講“民主”，但當“民主”指向他時，卻受不了。

赫魯曉夫會見西方領袖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我們將埋葬你們”。勃列日涅夫曾私下對自己的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

蘇共多次面臨改革機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團綁架。

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這樣兩個時間如此貼近、意義全然相反的紀念日。慶祝建黨90周年后，緊接著就是蘇共亡黨20周年。這一榮一辱，一興一亡，必然成為人們長久不衰的話題。

20年來，對蘇共失敗原因的探究從未停止，最龐大的研究群體在中國。因為，早年中共就是照蘇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設社會主義也只能從學蘇聯開始。“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是當時最流行的口號。

雖然從毛澤東起，中共一直探索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突破，但從意識形態到執政方式，兩黨的相似處仍多于不同處。研究蘇共的失 敗，也是尋找中共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灶”，因此，也與其他歷史問題的研究不同，參與者中不僅有專家學者，還有大量其他職業的黨內外人士。這是可貴的憂患 意識。

當前最有影響力的觀點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是蘇聯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戈爾巴喬夫把一切歸罪于“斯大林模式”，脫離、背叛馬克思主義，導致蘇共的最后垮臺。

這些同志的出發點是，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攻擊的其實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例如布熱津斯基稱大清洗受害者達 “5000萬冤魂”，蘇聯當時人口不足2億，明顯經不起推敲。他們力圖通過蘇共和蘇聯覆亡，證明社會主義是一種“歷史錯誤”，如果不明就里，隨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我認為，上面這種政治警覺也可貴，但如果因為西方在斯大林問題上別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劃等號；因為戈爾巴喬夫提出“民 主化”、“公開性”，搞亂了人們思想，便認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長治久安，同樣可能誤入歧途。況且，把一個執政七十多年、擁有近兩千萬黨員大黨的崩潰， 歸罪于“兩個叛徒”，也有些簡單化。

恩格斯總結1848年革命失敗教訓時，曾說過一段極精辟的話：“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 ‘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東西，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么會讓別人出賣自己。” 顯然，“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如果 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問題出在少數領導人身上，深層原因，還是要從體制機制中去尋找。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最大的悲劇，蘇聯黨和人民，已付出慘痛代價。如果不能從中汲取足夠深刻的教訓，歷史悲劇就無法以歷史的進步來補 償，甚至會重蹈覆轍。改革開放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擺脫斯大林模式或蘇式社會主義影響。經歷了90年歷史風雨的中共，也應能擺脫短期的利害權衡和感情因素 影響，對蘇共興亡進行冷靜、科學的反思。

1991年8月21日，蘇共解體前的戈爾巴喬夫。 （資料圖）

蘇共亡黨禍根何時種下

如何評價斯大林，是國際共運最大的認識分歧之一。這不奇怪，在人類歷史上，做出如此劃時代的偉大貢獻，也犯了如此嚴重錯誤的領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我認為，斯大林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脫。殘酷的斗爭煉就了他堅強的性格。他的名 字，曾象征鋼鐵般的意志和力量，是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及社會主義陣營的誕生和穩固，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他創立的蘇聯式的社 會主義發展道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極大地推進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并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 族和人民，產生巨大的感召力。

但遺憾的是，斯大林沒有始終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態度，來不斷發展完善自己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糾正其問題和缺陷，而是將其凝固化、神圣化，視 為各國共產黨人必須遵循的“普遍經驗”。他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上世紀30年代，為鞏固自身權力和維護其發展模式進行的“大清洗”，種下蘇共亡黨的禍根。最 有力的證明，就是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面對蘇聯解體后葉利欽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人們照理應把票投給他的對立面俄共候選人，但葉利欽的競選班子， 讓電視臺滾動播放“大清洗”的鏡頭和紀錄片。選舉結果表明，人們更害怕回到蘇聯的舊體制中去。因為幾乎每個蘇聯家庭或其親屬，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幾 十年后仍積怨不消。以此攻擊俄共，最能激發群眾情緒。

傳統解釋是：蘇聯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要高度警惕敵對勢力的顛覆破壞，是客觀原因；斯大林高估階級斗爭嚴重性，把黨內認識分歧當作對抗性矛盾，是主觀失誤。因此我們一直稱之為“肅反擴大化”?？呻S著前蘇聯檔案解密，這一立論被動搖。

第一，“大清洗”不是發生在革命初期階級斗爭尖銳、危及蘇維埃政權生存時，而是在蘇共執政20年、最后的“富農暴亂”都平息很久以后。被清洗者不是破壞分子或被推翻階級的成員，而是各行業的黨員干部和優秀分子。

第二，清洗對象與黨內斗爭對象高度吻合，所有曾反對過斯大林的領導人和黨員干部，即使后來承認“錯誤”也無一幸免?；宸虮淮毯?，斯大林直接指示從 “季諾維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對派成員中“尋找幕后兇手”。特別是1934年黨的“十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因為只有3名代表投了基洛夫 反對票，卻有262名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對票——盡管卡岡諾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