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人民公社”即將終結

三十多年不斷囤地、富甲一方的中山崖口村最終遭到了求賣地暴富的村民的反叛，靠地租補貼的這個中國最后的“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制度保障。

崖口村保留下來的人民公社體制，實際上承擔的保障功能要遠大于生產功能。入社的社員基本都是村里出不去的相對弱勢的人群。他們的種田收入遠高于內地農民。

隨著越來越多的集體土地被出售、財富平分到個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體土地的地租。

2011年8月14日，崖口村的社員們在插秧。 （南方周末記者 陳新焱/圖）

祠堂門口，每天的出工通知和工分表 （南方周末記者 陳新焱/圖）

賣掉的土地上，新項目已經動工 （南方周末記者 陳新焱/圖）

2011年初，擔任了37年村支書、經歷了十五任鄉黨委書記的陸漢滿終于“下崗”了。

72歲的他是“被迫”下崗的。卸任前，陸在寫給上級的信中總結自己在任期間干成的三件大事，頭一件即是：搞了37年共同體的烏托邦。另兩件是圍墾和建廟。

這個他幾乎領導了一輩子的、位于伶仃洋畔的珠三角村莊——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被稱為中國最后的“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在實行“集體勞動，按勞分配”的“人民公社制”。

而三十多年來，當珠三角其他村莊幾乎都走上了在土地種工廠的道路后，處于黃金位置的崖口，卻反其道而行：陸漢滿不斷圍墾，把崖口村的面積擴大了6倍。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萬多畝，光農業用地就達到了3500多畝，成為珠三角屈指可數的大村。僅地租收入，每年就超過1000萬。圍墾的土地陸續到期，租金收入也越來越高。

37年來，陸漢滿為這個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積累的財富多達五六十個億。

然而，在財富的分配上，篤信“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錦上添花”的陸把從圍墾土地上獲得的租金補貼給了參與“人民公社”制的村民。而這些仍然自稱“社員”的村民基本上可以說是村莊的弱勢人群——出不去的人。

社員們參加集體勞動，一個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萬四到一萬六，勤勞一些的，甚至可以掙到兩萬多，遠高于內地種地農民的收入。

不過即使在最鼎盛時期，“社員”也只占崖口適齡勞動人口的約三分之一——整個崖口村適齡勞動人口大概有1700多人，參加公社勞動的，最多時也不過600多人。

其他的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出外做生意，他們的收入大多高過留守者。崖口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學生、現在在中山做律師的譚順寧說：崖口保留下來的這套公社體制，實際上承擔的保障功能要遠大于生產功能。

然而，這個“烏托邦”或許正在消失。

隨著敬畏土地、篤信土地能為子孫后代造福而堅持囤地不賣地的老村支書的離去，隨著越來越多的集體土地被出售財富平分到個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體土地的地租。

弱勢村民的改良“公社”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會計就會用每一個生產隊的現金總收入除以該隊的工分總數，算出每一個工分的分值，而個人，則根據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8月14日早上8點，52歲的程大媽來到崖口村東頭的祠堂，大門旁邊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兩行粉筆字：14號，八點半帶桶仔秧地起秧，北山界出面吼下鋪補秧。

這是今天的農活安排。程大媽帶上斗篷，往只有村民們讀得懂的目的地走去。田頭，已經有幾個早到的村民在等著隊長分工。

程大媽們仍以“社員”自稱，村里的生產，幾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