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修正案之隱憂

為了避免普通公民被隨意監聽、私人財產被任意沒收、無辜者“被精神病”，立法者應該為相關人設置必要的權利保障和救濟程序。

刑訴法時隔十五年大修，從目前公布的草案來看，亮點不少，比如媒體聚焦的近親屬可以拒絕出庭作證、任何人不得被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都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往沒有的制度，它們中有的回歸人倫，有的是朝更有利于保護人權的方向靠攏，確屬進步。

仔細研讀了草案的99個條文后，有三條新增的規定引起了我的注意。

監聽、竊聽等手段沒有相應制約

草案規定了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技術偵查權。所謂技術偵查權，也叫秘密偵查權，指偵查員利用竊聽、電話秘密跟蹤、手機定位等高科技手段，在秘密狀態下對嫌疑人采用的特殊偵查手段。之前實踐中，公安和國家安全機關都在使用秘密偵查技術，這次明確授權公安機關對四類“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適用技術偵查手段，第一次準許檢察院在貪污賄賂案件中行使技術偵查權。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行使秘密偵查權本身無可厚非，它可以使偵查人員獲取物證書證和更為廣泛的言詞證據，不用過分依賴嫌疑人的口供，可以防止刑訊逼供。另外，因為人證物證俱在，也可以防止翻供，容易把案件辦成鐵案。世界上法治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都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因為秘密偵查權具有巨大的風險，比起搜查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