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敘事”與“祛魅”——辛亥革命與保路運動的若干解析

晚清的大勢所趨

前面說過，“秦制”在中國傳統中一直有來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質疑，在沒有可行的制度參照時，這種質疑（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是明清之交的黃宗羲等人）固然流于烏托邦，但有了這一參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從“進步的”徐繼畬、郭嵩燾，到所謂“極頑固之舊學派”陳蘭彬、劉錫鴻，凡是作了中西觀察的，都“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盡管當時公開發出這種“嘆羨”的郭嵩燾遭到了整肅，而陳蘭彬一類人則一邊私下同樣“嘆羨”，一邊卻積極整肅別人，但畢竟他們也自知理不直氣不壯。隨著國是日非，國難日深，民生益艱、民怨益積，公開“嘆羨”終于成了主流。檔案中有一份清末駐奧公使楊晟于1905年寫給國內的一封匯報，那已經不是私信而是公文了。楊晟當時報告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發生工潮：

本月初二日奧京工黨聚眾至二十余萬人赴議院要求選舉之權，是日卯刻工黨會集各分行業，申明此次聚眾宗旨，預推有名工黨十人為眾代表，即由此十人向眾約法畢，即赴議院。列隊行走，毫無喧嘩以及攪擾街市之事。午刻始齊集議院門外，排列整肅，仍由代表之十人入院，遞稟答話。旋經首相及兩院首領善言安慰，解散而退。是役也，工人以爭準舉工黨為議紳之例，聚眾至二十余萬人之多，而始終無喧攪市廛之舉。是日適為孫慕使離奧之期，晟率本館各員送至車站。沿途工人禮貌整肅，一如平日。彼為下流社會，尚且如此，足證奧人風紀之純美也。（何芳川等主編：《清代外務部中奧關系檔案精選》，中華書局2001年，149頁）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敢死隊 （凱迪網/圖）

與當年郭嵩燾劉錫鴻看到英國“上下同心”、“人民歡欣鼓舞”不同，這次楊晟看到的是西方的“階級斗爭”。有些人可能會以此幸災樂禍地大講那里“萬惡的資本主義”激起人民抗議，但是楊晟卻相反，他實際上是以民主政治中的抗爭為“風紀純美”，而暗與國內官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世風日下之景相比。楊晟與當年徐繼畬、郭嵩燾這些大儒一樣把議員稱為“鄉紳”，因為按儒家思想，鄉紳就是“從道不從君”的士大夫，是代表“公論”而獨立于君主的。當然在中國只是理論（而且是古儒的理論，董仲舒以后這種理論也不大講了）上如此，并沒有制度安排來保證我們的鄉紳會代表“公論”，倒是在西歐，當年的儒家看到了真正的“鄉紳”。按這位公使大人的說法，奧國官方對這些工人“議紳”禮賢下士，而工人更是“知禮好義”，“聚眾至二十余萬人之多，而始終無喧攪市廛之舉”，公使大為感嘆：“彼為下流社會，尚且如此，足證奧人風紀之純美也。”顯然在他的眼里，不僅這樣的官方（憲政政府）令人羨慕，這樣的反對派也令人羨慕。是有這種抗爭的社會更和諧更道德，還是抗爭無門只有官逼民反的社會更和諧更道德，還用問嗎？

楊晟只是一位清朝官員，不僅并非革命派，甚至也不是政界所謂的立憲派。而他不是記日記，而是向國內上級發出這樣一份價值判斷鮮明的公文，顯示國內官場上這樣的看法也已經毫不“異端”。顯然，他們繼續維護“秦制”已經沒有了道義上的理由。至于利益上的理由，平時在儒表法里狀態下臣民就對“秦制”朝廷畏多于敬，到了王朝末世，“法、術、勢”機器已經嚴重銹蝕時，“識時務者為俊杰”就是歷史上改朝換代時的常態，有無“西學”的輸入，清后是否共和，其實都是如此。所以當辛亥的那一幕拉開時，真正矢忠于清廷的臣子，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前面說過，“封建”傳統國家的政治近代化比較容易實現穩定的君主立憲，而“秦制”下就很難。這是就前定條件不同而論，而且是就政治近代化全過程而言。這并不意味著在同一前定條件下哪一種選擇更容易，尤其是就一次“革命”或“維新”而言。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封建”如英國，實現君主立憲固然比較順利，同樣“封建”的波蘭，走向共和也并不更加困難。而我們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憲政之路，固然總體上是非?？部?、艱難而漫長，流血犧牲也非常慘重，但辛亥革命這一幕卻是干脆利落，不僅過程簡單，流血也相對不多，為什么？

一般來講，君主立憲與民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