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利比亞的未來會更好嗎——利比亞與伊拉克的轉型對比

伊拉克模式好處是外力主導，短平快，但沒有安理會的授權；利比亞模式是凝聚了國際共識之后的有限外力干預，內力主事，但起效較慢。

人們在的黎波里的沙灘上享受革命勝利的假期，幾名年輕人舉著利比亞新國旗，面朝大海迎風奔跑。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2011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辭職發表講話，說“我們的有生之年，很少能有幸見證歷史的發生，而現在正是這樣一個時刻”。幾天之后，他可能就會后悔這話說太早了，因為此時，阿拉伯民主化浪潮的后面幾個波峰還沒有抵達，令觀潮人大飽眼福的更壯觀畫面還在后頭。2月15日，利比亞的班加西、的黎波里等城市發生示威，要求執政了42年的卡扎菲下臺，掀起了大戲的序幕。在半年之后的8月底9月初，終于演到了大結局，與觀眾的心理預期相去不遠。

很顯然，“破”的階段即將結束，“立”的階段正在到來，利比亞的“布新”能否在給力程度上不遜于“除舊”？樂觀者激情澎湃，相信利比亞事件破除了亨廷頓伊斯蘭文明與現代文明不能兼容的論斷，悲觀者不以為然，預言利比亞可能將成為極端勢力的逐鹿之地或“另一個伊拉克”，孰是孰非？

國際干預的模式不同

把利比亞和伊拉克放到一起比較，并不專斷和隨意，兩國在地理、民族與宗教及轉型前政治上相似之處頗多。

兩國都位于環地中海的“新月地帶”，同屬阿拉伯世界。根據2009年Pew研究中心報告，利比亞、伊拉克的穆斯林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96.6%和99%，但前者基本為清一色遜尼派，后者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比例大致為2∶1。獨立前，兩國均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轉型前，兩國均是被“超凡魅力型領袖”統治的世俗專制國家，“大阿拉伯利比亞社會主義民眾國”的卡扎菲和“阿拉伯社會復興黨”的薩達姆執政都超過40年，都奉行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而且，兩國在轉型期“破”的階段都有國際力量干預，不過外力干預及國家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