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龍應臺：我的獨立任何人侵犯不得
在臺灣，民進黨說你是統派，某些人又說你是獨派，你自己到底怎么看？你是一個中國人嗎？
成長
人物周刊：你現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當初教育你的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龍應臺：如果你指的是時代差異，那么“安德烈少年時代”是個以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為主要價值的時代，“龍應臺少年時代”是以服務“大我”為目標的時代。我們的“大我”是傳統儒家“士不能不弘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那種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講的就是我這一代臺灣人成長過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響。
“安德烈少年時代”講究的是個人的完成。但這并不代表他這一代歐洲青年對“大我”毫無關切，而是，他認為即便是要服務大我，也得先從小我的幸福和完善開始。這種態度，是比較健康的，但是它當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犧牲和努力?？偸怯星按说木o張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夠從容不迫地過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這種求真較勁的性格，你對于社會問題種種犀利的言論，跟你成長時的教育環境有何關系？
龍應臺：一方面，有時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特別強，這是我們無法擺脫的，也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這種共同性格也造就了臺灣的政治和經濟發展?，F在在臺灣，各行各業，包括政界、教育界、經濟界，做決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學生。但是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并沒有教我們獨立思考，更別提批判了。因此我個人的風格，就很難歸之于臺灣的時代共同性了，否則，我不會顯得那么“突出”或說“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國的影響，加上13年歐洲的經驗，比較有關。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對你現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響嗎？
龍應臺：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難民。他們突然被連根拔起丟到一個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來的土地，失去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極為重要的社會聯絡網。因此我從小是在一個孤單、疏離的環境中長大：沒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個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個人非常不一樣。他們在“中心”，我在“邊緣”──邊緣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個人變成觀察者。
因為是一個邊緣的人，所以對主流的東西永遠有一個距離。從邊緣的角度去看中心，與從中心的位置看出來，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人物周刊：怎樣區分你的邊緣感與當時臺灣人的邊緣感？就像現在民進黨所說的，那時臺灣人被迫接受的都是關于祖國大陸的想象，而臺灣的本土文化被壓抑了？
龍應臺：一個難民的女兒，在臺灣南部鄉下長大，難民和鄉下，相對于有產階級和城市，是雙重的邊緣。臺灣人的邊緣感則是一個集體意識。1895年被清廷割讓，臺灣人無可置喙。被日本人統治50年，他毫無選擇。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后，本地臺灣人變成“二等公民”，再度被“邊緣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彈。
個人的邊緣感和集體的邊緣感可以同時存在，而且錯綜復雜?，F在少數激進的民進黨人在為自己的歷史“翻案”時，就喜歡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為壓迫臺灣人的“統治集團”，選擇看不見那些被時代拖著走、飽受折磨的種種命運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種歷史的簡化。
人物周刊：你一個外省人的孩子面對很多臺灣的孩子，這種局面持續到什么時候？
龍應臺：一直到我離開鄉下去上大學吧。需要強調的是，我這個外省孩子的經驗和很多臺灣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樣的。畢竟大多數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們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眷村文化。我的經驗是鄉下經驗，鄉下的外省人特別少。
人物周刊：有沒有一
人物周刊：你現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當初教育你的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龍應臺：如果你指的是時代差異，那么“安德烈少年時代”是個以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為主要價值的時代，“龍應臺少年時代”是以服務“大我”為目標的時代。我們的“大我”是傳統儒家“士不能不弘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那種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講的就是我這一代臺灣人成長過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響。
“安德烈少年時代”講究的是個人的完成。但這并不代表他這一代歐洲青年對“大我”毫無關切，而是，他認為即便是要服務大我，也得先從小我的幸福和完善開始。這種態度，是比較健康的，但是它當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犧牲和努力?？偸怯星按说木o張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夠從容不迫地過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這種求真較勁的性格，你對于社會問題種種犀利的言論，跟你成長時的教育環境有何關系？
龍應臺：一方面，有時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特別強，這是我們無法擺脫的，也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這種共同性格也造就了臺灣的政治和經濟發展?，F在在臺灣，各行各業，包括政界、教育界、經濟界，做決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學生。但是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并沒有教我們獨立思考，更別提批判了。因此我個人的風格，就很難歸之于臺灣的時代共同性了，否則，我不會顯得那么“突出”或說“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國的影響，加上13年歐洲的經驗，比較有關。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對你現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響嗎？
龍應臺：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難民。他們突然被連根拔起丟到一個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來的土地，失去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極為重要的社會聯絡網。因此我從小是在一個孤單、疏離的環境中長大：沒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個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個人非常不一樣。他們在“中心”，我在“邊緣”──邊緣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個人變成觀察者。
因為是一個邊緣的人，所以對主流的東西永遠有一個距離。從邊緣的角度去看中心，與從中心的位置看出來，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人物周刊：怎樣區分你的邊緣感與當時臺灣人的邊緣感？就像現在民進黨所說的，那時臺灣人被迫接受的都是關于祖國大陸的想象，而臺灣的本土文化被壓抑了？
龍應臺：一個難民的女兒，在臺灣南部鄉下長大，難民和鄉下，相對于有產階級和城市，是雙重的邊緣。臺灣人的邊緣感則是一個集體意識。1895年被清廷割讓，臺灣人無可置喙。被日本人統治50年，他毫無選擇。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后，本地臺灣人變成“二等公民”，再度被“邊緣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彈。
個人的邊緣感和集體的邊緣感可以同時存在，而且錯綜復雜?，F在少數激進的民進黨人在為自己的歷史“翻案”時，就喜歡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為壓迫臺灣人的“統治集團”，選擇看不見那些被時代拖著走、飽受折磨的種種命運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種歷史的簡化。
人物周刊：你一個外省人的孩子面對很多臺灣的孩子，這種局面持續到什么時候？
龍應臺：一直到我離開鄉下去上大學吧。需要強調的是，我這個外省孩子的經驗和很多臺灣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樣的。畢竟大多數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們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眷村文化。我的經驗是鄉下經驗，鄉下的外省人特別少。
人物周刊：有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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