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勇氣的決議是怎么煉成的

編者按：2011年是粉碎“四人幫”35周年，也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這份歷史決議，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命運。今天重新回顧，決議的諸多定論，在當下仍不過時，而它顯示出的歷史勇氣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國借鑒。

30年后的今天，人們看到的是領導人的歷史擔當和政治智慧，參與者思想的解放，起草過程的民主，決議內容的亮點和局限，以及在當下重申反對歷史倒退的重要性。

30年前一份決定了改革命運的關鍵文件，正被人們重新閱讀和討論。

這份文件全名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文簡稱“決議”），經過兩年的討論、起草，于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彼時，中國這艘大船從“文革”迷霧中駛出已5年，但改革依然踟躕。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僅是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還有混亂的思想狀況。即便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號角，黨內外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上仍未形成共識。

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

有人思想依然僵化，也有人越過了界。1977年，“兩個凡是”誕生；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1979年，“四項基本原則”提出。在各種觀點的激烈碰撞中，這場撥亂反正的轉身異常艱難。

決議為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提供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可能。曾參與決議起草工作的黨史專家石仲泉說，這紙文件的作用類似“定海神針”。

隨著當事人的不斷回憶和學者們基于原始檔案的持續研究，遠去的歷史逐漸清晰。30年后的今天，人們看到的是領導人的歷史擔當和政治智慧，參與者思想的解放，起草過程的民主，決議內容的亮點和局限，以及在當下重申反對歷史倒退的重要性。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資料照片/新華社/圖）

早了、晚了都不行

其實早在1975年，毛澤東就曾提出讓鄧小平做個“文革”決議，不過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決議。鄧小平婉言謝絕：“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1977年7月，這位被毛澤東稱為“鋼鐵公司”的領導人第三次復出，很快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設計和主持一份公正的決議成為可能，

早在復出前兩個月，鄧就已經明確表態：“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矛頭直指該年2月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