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中被制度掩蓋的人
代議制的核心，本在于選舉人和選舉出來的人。若人的本身沒有改變，不能與制度“同化”，一切制度的更新，也都可能流于形式。反之，則如梁啟超所說，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新國家。
責任編輯：蔡軍劍 實習生 趙若達
近代很多改革和革命，雖在在反映出“社會人心要求變化的內在活力”，卻相對忽視了“社會人心”本身的“內在活力”
一位小女孩被汽車兩次碾壓的事例，引起很多人的悲憤、議論和反思。最常見的，是探討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一般的說法，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底線，而道德是高線；定制度者不能把人想得太好，故當由低處著手。不過，老話也說了，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我的感覺，這些思考和言說背后，實隱伏著制度與人之間那不無緊張（tension）的關聯。
今人常說中國人缺乏法制觀念，恐怕多是以其心目中某種特定的“法制”概念來反觀中國現象，或有食洋不化之嫌。君不見戊戌維新時康有為就呼吁，要從根本上一舉改變中國的“大經大法”；而當時最主要的反對意見，則動輒曰新法“有違祖制”。雙方關注的重心，恰是法與制，以及法制基礎上的法治。根本是當時“變法”一語的產生，并被后人用以概括那次失敗的改革，都體現了強有力的法制觀念。據錢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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