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之死

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個由來已久的隱憂:在保護艾滋病人隱私權的名義下,法律對公開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條款及實踐中的封閉性運作,正對全社會的艾滋病的防控產生負面影響,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責任編輯:楊繼斌 實習生 徐麗

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個由來已久的隱憂:在保護艾滋病人隱私權的名義下,法律對公開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條款及實踐中的封閉性運作,正對全社會的艾滋病的防控產生負面影響,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絕無僅有”的病人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國艾滋病防治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死后公布其死因的人。

2011年10月26日上午,在遠離市區的上海市艾滋病診療中心,“中國藥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孤獨離世。

和任何一位艾滋病人的去世一樣,官方起初試圖低調應對此事。然而,高的公眾人物身份使得這種努力失敗。由于生前從事藥品打假,高敬德死亡的消息傳出后,媒體開始質疑其“非正常死亡”。輿論壓力之下,官方最終公布了高敬德的真實病情。

事實上,由官方通過權威媒體公布艾滋病感染者死訊,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國艾滋病防治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

低調背后拆射出中國應對艾滋病的尷尬——根據中國5年前實施的《艾滋病防治條例》,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均不得擅自公開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否則將面臨處罰。

按照業內人士的通常理解,這一禁止性條款同樣適用于死去的艾滋病人。

高敬德生前以醫藥打假為人所知。2011 年6 月13 日,他與“售假者”簽訂了用以“私了”的《協商意見》。圖為高手持協議書。 (王海東/圖)

然而,綜觀高敬德之死,不難發現一個由來已久的隱憂:在保護病人隱私權名義下,法律對相關信息的禁止性條款及實踐中的封閉性運作,正對全社會的艾滋病防控產生負面影響,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高敬德確診患艾滋病是在其死亡前五天。此前,身體已經出狀況高敬德曾赴北京“打假”,發病之后,應其本人要求,高被上海駐京辦人員送回上海。當地政府先將其送至戶口所在地的一所二級醫院治療。因高對該醫院不信任,又將其轉至隸屬海軍的上海411醫院。在發現高敬德高燒不退等可疑癥狀后,411醫院呼吸科對其進行了兩次HIV檢測,結果均呈陽性。在告知高敬德本人并征得同意后,遂于10月21日中午轉入上海市艾滋病診療中心,5天后即告不治。

上海市艾滋病診療中心位于上海市傳染病總院院內,屬于該院的第11病區。該病區分為污染區、潔凈區和半污染區,各區之間涇渭分明,醫務人員與病人需分乘不同的電梯。11月11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這里時,發現盡管官方已公布消息,但醫務人員對高患艾滋病一事仍諱莫如深。

有跡象表明,高敬德似乎很早就已知曉自己身患艾滋病,他甚至成功地預測到了自己的死期。據其所居住的小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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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上官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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