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社長、專員?他們更想做詩人
他們有著主流的職業,卻堅持把自己放在邊緣里寫詩。相比來自更穩定環境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往往質地更好,更有深度。
責任編輯:李宏宇 袁蕾 助理編輯 朱曉佳 實習生 彭軍淋
他們有著主流的職業,卻堅持把自己放在邊緣里寫詩
斯洛文尼亞人托馬斯·薩拉蒙當過外交官,巴西人雷寄思·邦維希諾現在是圣保羅市勞工法院的大法官,臺灣人羅智成當過臺北新聞處長,三個月前剛被任命為中央通訊社社長。雖然身處最主流的美國,但保羅·穆爾頓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愛爾蘭詩人,保持一種邊緣姿態。
因為詩歌,他們在香港會面了。他們都是詩人。
2011年11月9日到13日舉辦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有來自美國、日本、德國、墨西哥、土耳其、巴西、愛爾蘭等地的詩人來此聚會。除了參與論壇、詩歌朗誦、與中學生交流外,每個詩人還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他們個人出版的一冊詩集,以中文、英文以及他們的詩歌母語對照。
巴西詩人邦維希諾是一個法官,他曾用筆桿子與巴西軍人政權作戰,1985年后,他轉向描繪都市病和貧富不均。“從法律上說,詩人在賦予每個詞應有的權利和應履行的義務。”他說。 (香港國際詩歌節/圖)
邦維希諾、薩拉蒙和羅智成都是親歷了東西方冷戰和社會轉型的詩人。巴西是從軍人獨裁政權向民主化轉型,斯洛文尼亞是從蘇東體制向民主化轉型,臺灣則是從威權政治向民主化轉型。當然,他們都不是職業詩人。
相比來自更穩定環境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往往質地更好,更有深度。詩歌節的組織者、詩人北島也認同這一點,“美國稍微出了一點名的詩人都被大學收編,變成中產階級教授,這從根本對美國詩歌上是很大的威脅。”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外在痛苦和內在痛苦與詩人的寫作都有一定的關系。”
一句話也不愿意隨便寫
11月11日上午,在北島給詩歌節租的賓館房間里,穆爾頓坐了兩分鐘居然在椅子上睡著了。他在倒時差。
穆爾頓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是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獲得過普利策詩歌獎、艾略特詩歌獎等各大詩歌獎。毫無疑問,擁有這些光環之中一個的詩人,就算成績不菲,而保羅幾乎囊括所有詩歌的榮譽。
穆爾頓曾做過13年BBC的記者和制片人,他最早制作的影像之一,是關于貝爾法斯特(Belfast北愛爾蘭首府)的華裔社區,居民大多來自香港。新聞和紀錄片制作的工作影響到他寫詩的風格:像一個建筑師或工程師一樣精確地對待寫作,一行一行,一步一步,有條不紊。
1987年移居美國后,穆爾頓做了多年的《紐約客》詩歌編輯。作為編輯,他選擇詩歌的準則是:一首詩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
“原來有一種叫《紐約客》的詩歌,但現在沒有。”穆爾頓說。每期發表兩首詩,一年發表一百首詩歌的樣子,那是很小的數目。不論詩作者是否著名。“短詩也好,政治諷刺詩也好,甚至是一些漂亮的警句也好,我看的只是,詩歌是否改變我?”
穆爾頓年輕時是一個搖滾歌手,想成為像甲殼蟲樂隊那樣的音樂人,但是沒有做成。就像打高爾夫一樣,是個愛好。這多少是個秘密。
“我一直對詩歌與歌曲的關系感興趣。但我不認為我會成為歌手,我不認為我會‘長大’。作曲僅僅是個愛好,但還是花掉我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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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方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