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么影片不能“走向世界”，就像中餐——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側記

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館

當年，或許正是荷蘭低地冬季濃重的霧靄，給了尤里斯·伊文思最初的拍攝靈感。

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廣場，能見度不到五米，一幢白色的臨時帆布大棚，就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 2011）的活動中心。很迅速地辦理了各種手續，我就算“參會人員”了。“沒有盛大的開幕式，沒有熱氣球和標語，沒有市長講話，沒有電視轉播頒獎晚會……外國人就把電影節辦了。”成都電視臺導演梁碧波感嘆道。

1999年，梁碧波帶著《婚事》第一次來到阿姆斯特丹，2011年，他已經第四次來到這里，當年的入圍影片導演如今成了國際評委，在五個參賽單元中，他負責處女作單元的評獎。比起節目評選，讓梁碧波印象更深的是阿姆斯特丹人對紀錄片的熱情。“這里的紀錄片土壤太好了。”梁碧波說。整個電影節期間，共有來自全世界的350部紀錄片在影院上映，觀眾總人數達到21萬人次，對于只有70萬人口的阿姆斯特丹來說，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最后的春光》劇照。評委梁碧波對影片的評價是“簡直就是懷斯曼（北美直接電影紀錄片學派代表人物）”。鏡頭里，主人公蔣婆婆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導演余迅在英國學習紀錄片，移居加拿大，但他強調自己“是重慶娃兒”。四川話的優勢讓他和主人公之間的交流非常默契。 （余迅/圖）

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前，我剛參加了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的《2010中國紀錄片藍皮書》發布，其中涉及中國紀錄片院線發行，年度票房總額為2600萬元人民幣，這是全國的數字，如果刨除引進片《深海探奇》所占的2100多萬元，國產紀錄片的總票房不到500萬元。正如有了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館一樣，紀錄片生存土壤，顯然是紀錄片產業發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阿姆斯特丹人對紀錄片情有獨鐘，使IDFA成為繼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即“荷賽”后，荷蘭又一文化品牌。

IDFA成立于1988年，當年規模不到3000人，參賽作品不到40部。今年電影節開幕前，票房預售達到了40萬歐元。紀錄片和觀眾的良性互動，也讓普通的阿姆斯特丹人成為紀錄片運動中的角色。2010年，內地導演杜海濱來參會，負責辦理手續的志愿者，一個65歲的老人看著他的證件說：“杜，我認識你，因為你的《傘》。關于這部片子，我有一些想法，你有沒有時間，我們交流一下？”本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