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反常識經濟學（17）

文化的慣性與嬗變

貝克爾和我因法國現行的新的就業法案而引發的暴動作了一些分析和解釋，這個法案允許雇主可以沒有任何理由就開除年齡在26歲以下、剛開始工作一兩年的員工，這次的暴動不屬于政治或社會文化范疇的事件，但很難與某些文化因素脫離干系。盡管是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但該新法案允許美國私營部門簽訂顯性就業合同，自由擇業。民意測驗結果顯示，相比于其他國家，法國更加仇視資本主義，只有36%的法國人對資本主義持支持態度，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為71%。法國人反對資本主義與其曾經一度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政治有關，同時法國也更容易發生暴亂與罷工，我想這也與反對資本主義有關。法國極端排外，從其努力抵制英語詞匯編進法語中的行為中就可以感覺得到，而且法國抵制法國公司被外企并購，在對外關系與軍事戰略上，堅持走獨立路線。簡言之，法國的文化十分獨特。那么文化差異的經濟賬可以計算嗎？如果可以的話，關于貝克爾曾提到過的一些問題就應該是法國人的慣常做法，有關經濟組織、人脈、語言和其他問題，我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大多數行為都因習慣而形成，我們可以賦予其一定的經濟意義。在潛意識下做事，就是習慣。更準確地說，當成本和收益與時間有關時，行為就是習慣，成本與時間呈反比，而收益與時間呈正比。（貝克爾寫過一篇文章《習慣、沉溺與傳統》，發現成本與時間是正相關的、收益與時間是負相關的，這個案例十分無趣。）當一個人在刷牙時，他是有意識的，但是他在想什么卻沒有規律可循；他不會去考慮下一步該刷哪顆牙、刷多久、要用多少牙膏等。通常，經過多次反復，將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轉化成一種習慣可以節省很多努力，而且也會獲得收益。養成習慣的成本屬于沉沒成本，這就意味著一旦習慣養成，再做同一件事情就容易多了。這就使得人們不愿意發生改變，因為這會產生新的成本。

在文化上也有類似的道理。人們說話、擺手勢、做動作、做鬼臉、用刀叉、問候他人、與異性相處以及其他的一些基本的社交行為都是習慣成自然的，很多都在童年時代就學會并養成了，那時的學習成本很低。要想改變一個成年人的文化認知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成本，而且收效甚微——一個外國人不可能失去其本身的異國特性。這就是為什么在全世界范圍內會有那么多難懂的語言，盡管全世界的人都說一種語言會更方便溝通。

信念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果一個人從小就認為成為美國人或法國人很特殊，那么他就會一直堅持這個信念。一旦你相信什么事情，那么你就不愿意去改變，除非一些疑問使得你無法繼續堅持這個信念，人都不喜歡處在有疑問的世界里。大多數人無法解釋自己為何如此堅持，他們之所以堅持某些事情，是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相信這些事情，并不是因為有什么合理的原因才堅持的。一旦一種信念體系被鞏固了，人就會一直堅持下去，直到現實使得堅持這種信念與改變它成本更大。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法國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里，盡管存在高失業率和過度管制，竟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法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位于世界第21位，雖然遠遠低于美國，但是卻高于德國、英國和瑞典。此外，法國人口的壽命之長位世界第三，它的工人都有很長的休閑時間。這個國家能夠承受高失業率，員工的工作時間也很短，因為它擁有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工人。法國的生活水平高使得法國人不愿意重新審視自有的政治信念，因為這種審視成本很大，繼續堅持原有的信念不用花費多大腦力，也不會影響到自身的生活與娛樂。法國人職業道德意識的淡薄減緩了其抵制暴動和罷工所帶來的麻煩的行動力。

關于組織文化（信仰、規則、習俗、方法等），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這篇文章強調了改變一個組織的文化的困難。羅伯特·庫莫研究了美國在越南的失敗，約翰·納格也做了類似的研究，都指出了美國政府在改變美國軍隊的組織文化上的無能，盡管政府中的大多數人都很清楚，現在軍隊的文化不適合越南戰爭。屢屢發生的商業失敗也同樣是由于文化的問題，盡管企業已經從市場中得到信號——企業現有的文化和市場已經不相適應了。

為了有效地改變企業文化，一次性實現巨大的改變，這就要考慮我之前談到的沉沒成本問題以及組織架構問題。比如，當底待律機械公司失去市場份額時，它研究了日本的技術與方法，并決定引進，這種“學習品質”的方法強調提高生產率，同時員工要發揮積極的作用?，F在來看看美國企業的情況，由于員工意識到提高生產率會威脅到自己的就業機會，所以美國的法案失敗了。在日本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日本機械行業工作的工人，可以終身受雇，但美國工人不行。

在越南，改變美國軍隊文化的最大障礙就是這種改變會產生一種持續存在的威脅，就和歐洲發生的常規戰爭一樣。通過轉變美國的軍隊文化，使其在應對“后時代戰爭”方面（如全球恐怖主義、伊拉克暴亂等）更有效，那么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秘書工作起來就更加輕松了。拉姆斯菲爾德主張改革軍隊文化，其核心思想就是：美國的軍隊需要技術創新。

所以說，文化是一種習慣，很難被改變，因為習慣就很難被改變。由于缺乏針對的方向，改變一國的民族文化，就如同改變一國的社會準則與習俗一樣，是相當困難的。從原則上來講，一國軍隊的文化可以因長官的一個命令就改變了，盡管這個命令會受到組織強烈的抵制。但是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是沒有等級之分的，除非這個國家是君主獨裁制國家。改變一國的語言或是其他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慣，需要的是共同的努力，而不是一個協調者。我們想象一下，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認為駕駛者靠右行駛會比靠左行駛更安全有效，但是這個國家是不會輕易就改變駕駛者已養成的駕車習慣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的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壞，此后的事實也證明這些文化具有不協調性，所以德國和日本突然改變了民族文化。然而，法國卻沒有這樣做。

波斯納

作者：[美] 加里·貝克爾 理查德·波斯納 譯者：李鳳 出版：中信出版社

評論

為什么包括國家和企業在內的文化要發生變化會如此緩慢，波斯納強調了兩點重要的原因，即習慣和調整成本，我同意他的看法，在此我不再贅述。與波斯納不同的是，我想探究一些看似矛盾但民族文化卻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現象。概括地說，我認為經濟和技術上的巨大變革使得文化發生了很多變化，不僅僅有行為方面的，還有信仰上的。

對于這個問題，一個很明確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技術變革對行為和信仰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有關家庭規模、結婚和離婚、贍養父母、婚前性行為、同居、未婚生子以及同性戀的態度在過去的50年里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然而，不變的是，擁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經歷了經濟增長、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孩子數量增加或減少，這樣離婚率就提高了，晚婚和未婚同居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

愛爾蘭是一個特例，人口學家曾對愛爾蘭的家庭模式作了研究，發現了一些與眾不同之處。在這些家庭里，結婚很晚，出生率很高，沒有離婚現象，已婚婦女都把大部分時間用在照顧孩子和丈夫上?！稅蹱柼m憲法》提倡結了婚的婦女不要出去工作，而是待在家里照顧家人，處理家務。

在過去的20年里，愛爾蘭家庭模式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一般家庭都只有兩個孩子，盡管天主教會強烈反對，離婚還是已合法化且比例在逐年上升，許多已婚婦女在西歐地區從事不同的工作。愛爾蘭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從而從根本上影響了人們對于孩子、女性是否應該出去工作等問題的看法與動機。愛爾蘭的例子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盡管愛爾蘭家庭模式發生了許許多多的變化，但是愛爾蘭仍然是一個高度虔誠的國家，人們去教堂禱告與堅守宗教信仰的比例在西方國家中都是很高的。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文化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在20世紀后半期都迅速下降。相比于經濟發展之前，已婚子女都不愿意和父母同住，離婚率上升，已婚婦女在勞務市場上表現積極。在馬來西亞，出生率也下降了，而且家庭的其他方面也發生了變化，盡管與鄰國相比變化不算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法國經歷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它獨特的文化發生了變化，出生率也下降了，盡管比西歐其他地區要高，大多數已婚婦女也出去工作了，離婚率也大幅上升。一位法國成功的企業人士面對國際聽眾用英語進行交談，因為他說英語是一種商務語言。而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因為抗議用英文演講提前離席。英語的運用在法國年青一代中發展很快，許多法國的公司在開股東大會和國際交流會議時，大多都用英語。法國的麥當勞受到了襲擊，但是由于許多法國的年輕人仍然會去那里消費，所以麥當勞利潤仍然很高。盡管仍然存在反對與抗議的聲音，但英語在法國普及得還是越來越快。

然而，我并不認為文化的變化完全由經濟的發展決定。盡管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會對文化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但是一些重要的民族機構、民族觀點以及行為還是會變化得很慢。在其他案例中，波斯納提到了語言、對待全球化的態度、駕駛者是應該靠左還是靠右行駛、措施的統一等。相比于其他方面，家庭的生活方式變化得很慢。比如，盡管在日本和韓國，離婚率上升得很快，但是仍然遠遠低于西方一些國家，而且已婚婦女工作的參與度也更低了。

文化中由于習慣而形成的部分比較容易改變。首先，慣常性行為變化得很慢，因為過去的行為習慣會對當前的行為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這些慢慢發生的變化對今后的行為會更加迅速地造成深刻的影響，所以這種從量變到質變的行為變化會是巨大的。吸煙是一種習慣，有些人甚至陷入其中就不能自拔，但是這并不能阻止20世紀70年代早期所有的發達國家吸煙率迅速下降，因為有證據顯示吸煙與導致癌癥和心臟病有關。在過去，我們希望女人結婚后就待在家里。但是這些隨著女性教育程度和就業機會的不斷改進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大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力度的趨勢也日益明顯。

但是要改變許多人共同努力形成的習慣就比較困難。這就是為什么一些措施、基本的駕駛規定、官方語言以及民族機構的其他方面的變化如此緩慢了，盡管使用外國語言在國與國之間交流時變得越來越重要，盡管有部分法國人仍然抗議，英語還是成了國際貿易的通用語言，而且成為一種先進的教育指南，也成為網上交流的通用語言。

那么，在法國，對青年就業法案的抵制程度到底有多強烈呢？在法國，暴亂的發生率比德國高，但是在德國、意大利、葡萄牙都對此采用了有效的應對措施。并不只是歐洲存在這方面的難題。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博士贊成市場自由化，但卻沒有辦法對現有的就業體制作多大改變，拉丁美洲也存在同樣的難題。

但是，有關青年就業法案的沖突與矛盾不僅僅在法國有，那些擁有好的工作又不想失去特權的工作者同樣反對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改革。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印度、阿根廷和其他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同樣不贊成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改革。為什么諸如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樣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加靈活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其他國家卻不這樣做呢？這個問題很吸引人。我沒有答案，但是我想這可能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特有的文化有關，我們知道隨著中國迅速邁向市場經濟，她已經引進了靈活的勞務機制。相比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更加復雜與獨特。

貝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