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反常識經濟學（16）

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

小布什總統在2005年1月的就職演說中強調了在全世界范圍內改善政治自由的重要性：“這是美國政府為了實現和支持民主運動、每個國家的機構和文化的發展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最終的目的在于結束世界范圍內的獨裁統治。”無論在什么地方，自由的選舉權和其他方面的政治自由都很受重視，并且具有很大的價值，許多伊拉克人在第一次公開選舉時有自由投票的權利，其臉上愉悅的笑容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埃及、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向更廣泛的民主邁進了一小步，就表明在中東國家，來自民主政治的壓力在逐漸蔓延與加大。

這里，“每個國家的機構和文化”中的男人與女人也十分重視經濟自由，包括獲得財產權并受到法律和有關合同的保護，跳槽的機會，遠離農場去其他的地區和城市，有權自主經營，有在成百上千種產品和服務中自由選擇的權利。

印度人在1947年從英國大不列顛獨立出來之后就獲得了足夠的政治自由，所以他們不怎么要求有多少經濟自由，直到40以后。

既然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都十分重要，那么我們就有必要理解一下在國家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這兩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史都明確地表明一國的經濟自由推動著整個社會朝著政治自由發展。我們來舉一些例子，比如韓國、中國臺灣和智利，它們都在軍事政權下開始自身的經濟增長，韓國和中國臺灣在集中管理經濟未能促進經濟增長之后，自1960年左右開始實行經濟自由。智利在1981年皮諾切特將軍的帶領下開始開放經濟。在20年內，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實現或者迅速朝著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并且允許有言論自由。

然而，從政治自由轉向經濟自由的途徑就更為緩慢和不穩定了。印度花了超過40年的時間放松對私營企業、勞動力市場、初創公司、進口和大量其他活動方面的管制。然而，這仍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墨西哥在一個世紀里實現了言論自由和大量的政治自由，但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才開始實現經濟自由。以色列政黨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同時對經濟的管制也過于寬泛。

當然，一些案例研究不具有概括性，部分原因在于某些學者可能會挑選一些自己比較偏好的例子，所以案例研究必須要盡可能多地從國際性的研究中獲得支持。社會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開始做有關這些問題的國際間的比較分析，其他許多學者，尤其是最近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都在繼續從事這種比較分析。這些研究得出的一致的結果就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能夠使得國內平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那么這些國家就可能實現民主。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經濟自由，那么就會有自由的市場，更能保護私有財產，從而比那些在經濟上限制過多的國家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自由與經濟增長之間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獨立于政治自由的程度。

這些研究還發現，政治自由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力較弱。在獨裁者的領導下，經濟增長具有更大的波動性，而從一般水平上來講，集權主義和民主主義政權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差異不大。我相信民主政權不會成功地促進經濟繁榮，因為許多權力集團都是在民主政治（和其他政權體制）下發展起來的。這些權力集團常常為了爭奪經濟利益而互相爭斗，這么做就會以降低經濟效率為代價。比如，民主國家在轉變政策方面存在困難，比如在限制國外或國內私人投資方面，政府不愿插手，印度就一直在這樣做，因為政府和私營企業會從中獲得好處。

與之相反，在經濟自由引起更大規模的經濟繁榮的同時，人們對于政治自由的渴望也會越來越強烈。隨著市場自由化的不斷深入，企業家和管理者會經常到國外訪問客戶和供應商，時不時地了解各地區的經濟自由狀況。不斷成長起來的中等收入階層，經常去國外旅游，他們會送自己的孩子去國外重點大學讀書。大學生可以讀到許多有關實行政治自由的優勢的書籍。越來越多的家庭會更加重視教育進步，通過光纜、衛星電視以及網絡更多地了解這個世界。

這些活動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會關注發達國家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同時從言論自由、閱讀自由以及選舉自由中獲得更大的滿足感。他們開始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到最后人們就容易忽視這些政治自由了。

以上的分析都暗示出，如果一個缺乏政治自由的國家的經濟繼續快速增長，那么這個國家的人民就會越來越不滿足當前的政治自由程度。民眾施加的壓力匯成一體，我相信不久之后就會造成政治更加公開化與民主化。

為了絕對清楚地表達觀點，我并沒有說相比于政治自由，人們更加注重經濟自由。經濟自由不久后會轉向政治自由，但是反向的因果進程就比較緩慢與不確定了。從其他角度來分析，保護私有財產和建立自由市場有助于經濟增長，這賦予了實現政治民主化進程一種巨大的推動作用?；谶@一點，小布什總統的就職演說應該把更多的關注點放在經濟自由上來。

貝克爾

作者：[美] 加里·貝克爾 理查德·波斯納 譯者：李鳳 出版：中信出版社

評論

我同意貝克爾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會引起更廣泛的民主這一觀點，中間階段就是實現政治自由的階段。正如約翰·奧·比爾森在其文章《公民自由——有關計量經濟學的調查》中解釋的一樣：“幾乎任何一種合理的自由化理論都預測在自由化程度與實際收入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從需求角度，自由被看做一種奢侈品，當人均收入很高時，用來維持個人自由程度的資源也會更豐富。從供給角度來看，抑制富人的自由程度比限制窮人的自由程度成本更大，這樣做不明智。”盡管我們試圖將政治民主與反對強權政治（比如美國議會所賦予的權力）聯系起來，但想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維護這些權力是十分困難的，那些不要求參選的統治者其權力常常太大了，以至于在法庭上要受到限制。

關于國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時如何實現民主化，貝克爾舉了很好的例子。我同意，在現行的經濟條件下，迅速的經濟增長需要自由的市場。既然知道這種增長要減少政府干預，為什么統治者或統治集團還要允許經濟自由呢？有人可能會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統治者可能會讓國家一直處于貧困狀態。事實上，對于大多數統治者而言，這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只有當自身的權力在減少時，統治者才會實施經濟自由的政策以換取民心，減緩權力變小的速度。

民主不一定會促進經濟自由的實現，我同樣贊成貝克爾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每一個民主國家所賦予國民的民主權利都不是針對大多數人的，正如美國政府所做的《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一樣，僅對用于公共用途的財產予以補償。這是一種意識，即民主可能會威脅到經濟自由。當我們談論民主政府的需求時，我們所說的民主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開放的政策，而是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政府中重要的官員要通過選舉票數來決定由誰任職。在一個富裕的社會，我所勾畫的民主結構能在很大程度上滿足經濟自由；但是在一個貧窮的社會，就不會有這樣的體制存在。也許在貧窮社會會有選舉，甚至是最為誠實的選舉，但是那里沒有明確的判斷能力，沒有足夠的獨立能力保護物權和依法執行。從執行政策的角度來講，一個民主政府可能是民粹主義的，實現公平以經濟增長為代價。這就是為什么在民主與經濟繁榮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但是我想，小布什總統在宣稱全世界應該實現更廣泛的民主的同時，他還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我不認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促進國家的經濟自由。我想關鍵點應該是民主政府應該不那么具有軍事侵略性。原因就是，在任何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都不愿意面對風險和遭受戰爭。當然，也許民主政府會發現自身已經卷入了防御性戰爭之中，但是彼此之間進行戰爭的例子卻少之又少，也就是說，民主國家很少成為侵略者（是很少，不是沒有）。所以，美國要促進全世界范圍內實現民主，因為一旦所有國家都成為民主國家，全世界范圍內對于美國的軍事威脅就會大大減少。當然，中東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會通過一些國家開展的伊斯蘭運動獲得動力。但是，如果這些國家在實質上是民主的，它們就會發現號召人民支持對外軍事侵略政策或恐怖行動是十分困難的。

波斯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