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反常識經濟學（15）

區別對待不等于種族歧視

在判定那些難以觀察到的特征時，在大多數情況下運用群體認同原則是不會有爭議的。比如，汽車保險公司在制定駕駛者投保的額度時，通常將那些未婚的年輕男性作為參照群體，因為相比于年長的男性或年輕女性，這些年輕的未婚男性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更高的投保率相應地降低了事故多發的年輕男性的駕駛次數，從而有助于減少交通事故。但是對于難以觀察到的特征，這種群體認同原則通常不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物，有些個體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駕車這個例子中，有些開車謹慎且有責任感的年輕男性會支付更高的保險費，在開車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會感到沮喪，因為那些未婚的年輕男性不良的開車行為常常給他們帶來痛苦。

然而，在獲取個人信息方面，運用群體認同原則是很有效的。但是站在維護國家安全和打擊犯罪的角度來看，運用地區和種族所固有的特性常常會成為政治層面的難題與困擾，也會因涉嫌種族歧視而受到指控。為了區別對待不同的群體而運用群體認同原則，或許是想抵制一些少數群體，而不是為了防止一些不良行為。

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抵御恐怖主義組織的機構要更加努力，以更謹慎的態度對待宗教激進主義者。在機場專門監視來自中東的穆斯林男性，或者在簽證和綠卡獲取方面進行更嚴格的限制是合理的嗎？或者超市的員工為了防止偷竊，相比于其他顧客，他們更加關注那些少數疑似偷竊者的顧客，這樣合理嗎？梅西最近因為多看了幾眼黑人和拉美后裔而被罰款，盡管這家公司一度否認注視這些群體的特征是其一貫的政策。

在反恐問題上，有效的措施僅僅通過花費少量的資金就能將恐怖主義造成的傷害最小化，或者只要合理預算安檢資金，就能夠將超市盜竊率降到最低。因此，在機場設置安全檢查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在恐怖主義者登機前就將其抓獲；二是通過提高恐怖主義者被抓獲的可能性來降低未來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可能性。同樣的道理，在超市進行安全檢查的目的也是希望既抓捕那些竊賊，又減少未來的偷盜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與其他的群體相比，如果一些年輕的穆斯林男性更容易對美國采取恐怖主義行動，那么在機場嚴格監控他們有助于減少恐怖事件的發生?；诘诙€目的，這種種族和宗教的特性是否能夠在未來起到震懾作用，取決于不同的潛在的恐怖分子對待被捕的反應的靈敏度。如果不同群體的反應同他們進行恐怖行動的傾向成正比，那么更加密切監視部分年輕穆斯林男性也有助于降低未來在機場發生恐怖事件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密切關注諸如穆斯林男性等群體以減少恐怖行動的邊際傾向較小，那么這種種族認同原則就沒有作用了 。如果這些群體更加狂熱，而且不怕被捕，那么這種原則就更不會有用了。這樣做，對于未來發生恐怖事件的策劃者的威懾作用就沒有了，還會適得其反。

當不同群體的表現行為差異較大時，這種威懾力就不如直接逮捕有效了。這就是在機場嚴密監控部分來自中東的年輕穆斯林男性的做法有效的原因，而且在超市更加關注那些少數疑似偷盜者的顧客也會有效。我能肯定一點，這種對待方法對于很多不是恐怖主義者的年輕穆斯林男性是不公平的，而且許多顧客其實都很誠實。通過補償那些被迫接受檢查與監控的無辜群體，從而部分彌補他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同樣的道理，對于那些無辜的顧客，他們在超市不得不被阻止和檢查，由此面對的尷尬和浪費的時間也應該得到補償。

我能肯定的是，一些政府部門和私營機構對不同的群體采取不同的態度，其原因不是為了發揮更高的效率，而是由于他們對這些群體存有偏見。所以，一定要嚴格區分這種區別對待的態度與種族歧視。為了抓到恐怖分子，我們可以密切監視部分年輕的穆斯林男性、被通緝的罪犯以及被發現持有武器或有進行恐怖行動意圖的人，這樣的做法就不算是種族歧視。如果發現在這部分人中存在恐怖分子的可能性相比于其他群體更大，那么我們這樣處理就是為了實現有效監管，而不是一種種族歧視。

更進一步，隨著增加在機場安檢方面的資金或人力，逮捕率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在機場增加監控的力度與投入能夠減少年輕的穆斯林男性被逮捕的概率，那么這種區別對待就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有可能提供理性的分析和標準來確定哪些對待方式是為了實現有效的監管，而不是種族歧視。通過運用這些指導方法去分析逮捕率的相關數據，我們就可以客觀地對待不同地區、不同種族的群體。

貝克爾

作者：[美] 加里·貝克爾 理查德·波斯納 譯者：李鳳 出版：中信出版社

評論

在某種層面上，這種區別對待的排查方法是無懈可擊的。如果目擊證人證實有一個年輕的黑人男性進行了偷竊，那么警方還在不同的群體之中尋找嫌疑犯，那就是濫用職權了。當犯罪的微小可能性更小時，區別對待就變得更有意思了。如貝克爾所言，如果那些“不受歡迎”的群體不是敏感的少數族群就不成問題了。當吸煙者投了人壽保險時，相比于不吸煙者會被收取更高的保險費，對此沒有人會反對，即使有些吸煙者活得比一些不吸煙者還長。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把部分人歸為“不受歡迎”的一類群體也是迫不得已的，比如有癌癥家族病史的人或者有心臟病的人，通常是允許存在一定的偏見與“歧見”的，因為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剝奪他人的權利或者是出于惡意或鄙視，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分配資源。

然而，基于種族、性別或者國籍來判斷那些“不受歡迎”的人是否有罪并區別對待，其實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進行兩方面的比較對于理解這個問題很有幫助：一個就是要區分普通的犯罪和恐怖主義犯罪（如基地組織），另外一個就是基于恐怖主義問題，對待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的不同態度。下面我單獨將這個問題作為政策性問題而非法律性問題來進行闡述。

對于普通的犯罪，這里有例子可以說明，由于拉美后裔非常喜歡酒后飆車，由此造成的事故也很多，警方經常大肆通緝和追捕這些人。我認為，這種根據種族特性采取措施的做法對于降低犯罪率沒有什么作用。原因就在于那些從事無害犯罪的人的正向供給彈性，無受害人犯罪是指從事因需求而產生的禁用的藥品買賣服務的活動。如果一類供應商被迫停產，那么就給其他商家提供了生存空間。正如貝克爾所提到的，在執法層面上的財政預算是固定的，屬于拉美后裔的毒販提高的被捕概率可以被一些降低的風險抵消，這部分風險是針對運送毒品的非拉美后裔的，他們的風險降低了，就會很快取代拉美后裔的位置成為主要的大毒販。這些非法工作者的種族構成可以通過差別對待的方法加以改變，但是犯罪率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由于語言和人脈的緣故，拉美后裔更加擅長販毒。

關于恐怖主義，我們同樣可以考慮一個類似的替代效應，盡管這種效應的作用不是很明顯。假設用在機場監控的預算是固定的，在固定的額度內重新分配資金，會監控更多長得像伊斯蘭教徒的人，而不是監控所有的飛機乘客。越來越少的乘客接受監控，就會誘使恐怖集團更加注重利用那些年輕的女性伊斯蘭教徒（比如以色列發生的自殺性襲擊）、年長的伊斯蘭教徒以及那些看起來不像伊斯蘭教徒的年輕人，這些人都不容易被逮捕?？植酪u擊者的供給彈性不如毒販的彈性大，但卻是正向的，而且會削弱根據相貌等種族特征進行處置的政策的效力。一個類似的分析反對將美國的反恐資源過度集中在保護紐約和華盛頓上，因為恐怖分子還會有其他的攻擊目標。

通過乘客相貌進行檢測所獲得的益處或許不大，但是如果美國公民也是伊斯蘭教徒，那成本就大了。單單因為種族、宗教和國籍被獨立出來的人群會很不滿，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歧視。如果他們對敵對國存在很強的民族歸屬感，那么他們對美國就不會那么忠誠了。美國反恐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防止有伊斯蘭教信仰的美國公民和屬于中東種族的美國公民產生不滿情緒。但是這種目的會被因種族特性而差別對待的方法所破壞。我不認為從成本角度對那些群體進行補償可以改善這個問題，事實上，這樣做就正好凸顯了他們與同胞的不同之處。（也有一種言論反對給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提供補償。）

這種區別對待方式的效用因放寬貝克爾之前提到的固定的安全預算的假設而遭到破壞。通過加大機場安檢的投資力度，就可以仔細監控每一個人。我懷疑最優化的政策應該是更加嚴格檢查更多屬于中東種族的美國居民或者穆斯林，但是同樣檢查其他人就可以使那些被懷疑者感到沒有受到歧視，這樣的話，那些有可能從事恐怖行動的群體就會被制止。

關于處置非美國公民的辦法，我有不同的觀點。那些非美國公民不會對美國有多忠誠，所以說根據種族的相貌等特征將其孤立出來，這樣做不是很明智。沒有一個外國人希望受到和美國居民同等的處置。

波斯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