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 政道】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環保問題的實質，往往不是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是人們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博弈；政治家必須在這些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一般接受的妥協原則是：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環保鴻門宴

4月3日上午，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離開臺北，南下位于臺灣中部的彰化縣，去趕一場飯局。這是一場盛宴：東道主彰化醫界聯盟等團體，在當地芳苑鄉普天宮寺廟前擺下近600桌，名為“彰化拒國光，全民拼健康”萬人餐會。馬英九不知道的是，這將成為一場“鴻門宴”。

當天餐會的受邀貴賓，還包括民進黨的兩大“總統”熱門—主席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國光石化是個投資6000億新臺幣的大型煉油廠項目，5年前由民進黨當局向石化業招商立項，以鼓勵投資臺灣、增加就業。最初選址在云林縣，后因環境評估和購地困難，加上彰化縣長的積極游說，2008年6月決定遷往彰化大城鄉，被馬英九當局列為重大建設計劃。問題是大城鄉有國際級濕地，具有農業和觀光業價值，因此國光石化受到環保人士強烈抗議。項目環評原定于4月下旬進行。

馬英九出席這場星期天活動，被分析有一個主要目的。幾天前他提名了4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事后方知其中之一是被炮轟為“恐龍法官”的邵燕玲—去年她在審理一名3歲女童遭一55歲男子性侵案時，裁定“無證明違反意愿”，引起外界嘩然。為了這一提名烏龍，馬英九罕有地五度公開道歉。此行南下彰化，就是希望洗刷“恐龍總統”的罵名，展現出貼近民意的姿態。

不過，馬英九想做一道“問答題”，但現場民眾卻逼他做“是非題”。

一進場，情緒激動的民眾就不斷高喊反對國光石化口號。馬英九登臺準備講話之際，因為不愿當場簽署停建國光石化承諾書，被主持人搶話筒并用閩南話爆粗“沒LP”。臺下聽眾也不斷鼓噪，很多人倒豎拇指高喊“騙人”、“無恥”、“不要臉”、“下臺”甚至問候母親，馬只得退到臺下。

后來到場的蔡英文和蘇貞昌因先前已表態反國光石化，上臺簽署承諾書后，均順利發表講話。馬英九在離去前召開記者會，指出作為執政者，他必須為決策負責，與什么都可以承諾的在野黨不同。

4月22日，馬英九在項目環評后終于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在彰化縣動工；因為“環保不是說著玩的。發現有問題走不通，政府必須當機立斷”。臺灣媒體人張鐵志評論說，“這場持續一年多的公民運動終于獲得了勝利”；一群熱愛環境、不帶藍綠色彩的公民讓蘇貞昌、蔡英文低頭認錯，讓馬英九停止開發。

妥協的藝術

4月發生在臺灣的國光石化風波，讓海峽此岸的我們聽起來似曾相識。2007年6月1日，廈門數千市民集體“散步”，最終導致市政府于同年12月16日決定終止PX工程—“廈門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業項目”；2009年11月，番禺垃圾焚燒廠項目引發一場民意抗爭，后廣州政府表示“遵從民意”，暫停這一計劃（盡管據報目前又在重新選址興建）。這幾起事件都證明了環保對政治的巨大影響力，特別是在官員民選的國家或地區，在環保政策上的重大失誤，很可能導致政要丟官。它們的結局聽起來都是皆大歡喜：代表正義的小人物最終獲得勝利，仿佛是一出出不流血的《阿凡達》?？上虑榻^非那么黑白分明，是非簡單。

曾得到臺灣兩大黨支持的國光石化項目，停建后不僅使數千億新臺幣的投資以及它本可帶來的數萬個就業機會泡湯，而且先招商后喊停的做法，大大損害了政府信譽及其“把資本留在臺灣”的目標；PX工程被先迎后拒對廈門市也有類似影響；而沒有了垃圾焚燒廠，廣州的“垃圾圍城”難題可能很難解決。

我們暫且擱下環保，只察看政治本身。當初在引進西文“politics”一詞時，中國沒有相應說法，孫文主張借用日本的譯法“政治”。他解釋說：“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個很好的解釋，但由于希望掌權—“管理眾人之事”的在野黨或反對派從事的也是政治，因此有必要補充一點：政治除了管理公共事務，也包括奪取或保存權力的行為。此外，從政人士無論作出任何決定，或者提出任何主張，對社會各群體都可能產生影響，因此政治還是一門妥協的藝術—除非你是獨裁暴君，否則就必須在社會各群體的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和妥協。

再回到環保。環保問題的實質，往往不是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是人們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博弈；政治家必須在這些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一般接受的妥協原則是：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工業革命之前，人類幾乎沒有能力影響地球大環境。當時的人只關心發展問題，追求溫飽富足，對自然環境只知道予取予求，不懂得保護培育。當時的人們以為這個上帝是萬能和無限的。進入大機器時代之后，人類沿襲了為私利不惜破壞環境的壞習慣，直到產量和人口都極大膨脹，沒有給自然環境留下喘息之機，平衡點終于打破了。等人類意識到這個上帝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時，已經有點為時太晚了。

環保進入主流政治

1956年爆發的日本熊本縣水俁病水污染事件，以及1962年在美國出版、講述過量使用農藥對土地環境危害的《寂靜的春天》一書，標志著人類開始被環境災難驚醒。后者被公認為開啟了現代環保運動。事實上，早在1930年代前期，大自然已經通過席卷美國內陸大平原的黑塵暴，對人類的過度開墾和耕作發出嚴重警告，那次塵暴的副產品之一，就是約翰·斯坦貝克的名著《憤怒的葡萄》。

女作家瑞秋·卡爾秋撰寫的《寂靜的春天》發行10年后，環保運動開始從草根跳上政壇擂臺。1972年，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瑞士出現了以環保為主打平臺的政黨。第二年，歐洲第一個全國性綠黨“人民黨”在英國問世。后來它演變成“生態黨”，最后改名“綠黨”。第一個躋身國家級主流大黨的環保黨派是德國綠黨。除了反集權、反戰這些綠黨傳統主張之外，它還以激烈的反核立場著稱。1998至2005年，該黨與施羅德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結盟，成功上臺執政；黨主席約什卡·費舍爾被委以外交部長的重任。

在美國，綠黨是個邊緣小黨，但尼克松總統于1970年設立了環保署，后來環保事業更得到一位重量級政要的力挺—民主黨副總統兼2000年總統候選人阿爾·戈爾。由他主講的紀錄片《難以忽略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年一經推出便轟動全球，讓世人受到一記棒喝：面對溫室氣體排放帶來的氣候災變，大家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這部奧斯卡獲獎影片一開頭，就是戈爾的開場白：“我是阿爾·戈爾。我曾經是美國的下一任總統。”

其實早在1990年代初，人們就意識到：破壞環境的后果不僅限于一地一國，而是會危及整個地球和全人類的生存環境。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是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首次國際大討論。會議的成果是制訂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自1995年起，聯合國每年都就全球變暖問題召開會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997年12月的京都會議，通過了由37個發達國家作出溫室氣體減排承諾的《京都議定書》。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峰會上，中國等部分發展中國家也首次作出減排承諾。此后又有去年和今年的墨西哥坎昆峰會和南非峰會。

大自然后悔創造人類？

在這些峰會上，減排量取代一個世紀前帝國主義時代的領土和勢力范圍，成為各國談判和爭執的籌碼。雖然人們都知道，如果人類還想有明天，減排是必要之痛，但最好讓別國多減一些，以免影響本國的經濟發展。世界歷史上爆發的戰爭，大多是為了爭奪領土、領?；蚴偷茸匀毁Y源，而未來發生的戰爭，則很可能是為了爭奪原本免費的資源，例如水。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沖突，就被視為是一場生態環境戰爭。

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尊重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不顧它的承受力肆意繁殖擴張。西方有個著名悖論：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塊他自己無法搬動的石頭？不管答案為何，都會與“上帝是萬能的”的前提相矛盾。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上帝，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它肯定不是萬能的，因為它創造出一種能夠并正在毀滅自己的動物—人類。而如今我們不得不把拯救地球環境和人類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的身上，這實在讓人樂觀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