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氏風馬?！科シ蚺d亡 天下有責

第一次去臺灣的時候，領隊說不要去看蔣介石的紀念堂，大家挺好奇，都說不去卻偷偷去，到了那兒發現碰到的都是自己團里的人，大家都不說話，回來假裝都沒去。

之前我們有一個固定的思維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年輕人如果路遇不平，你應該挺身而出、拔劍而起，然后投身偉大的事業，用一己之力改造天下，成就人們的幸福，這是我15歲時受的教育，也是我到今天一直折騰的一個動力。

蔣介石、毛澤東這倆人年紀差不多，死了以后，修的紀念堂的格局也差不多，都是正面像，兩邊都有禮儀兵，那邊是“國軍”，這邊是“共軍”，上面都寫了偉大的好詞，都是要忠勇、奮斗、愛國、獻身。我們看到，內戰22年后結局是完全兩種制度。每個人都認為天下有己任，但是兩個“己”不一樣，“任”也不一樣，如果當時中國還有第三個人，那就三個人斗，因為三個人的己任不一樣，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我覺得做一個理性的檢討，應該倒過來，叫做“匹夫興亡，天下有責”。就是說我過得好不好，誰管天下誰負責。

從上世紀初到現在折騰了整100年。100年中這倆哥們一個從湖南鄉下開始，一個從浙江的縣城開始；一個是中農的兒子，一個是鹽商的兒子；一個是自學高小，一個到日本留洋。這兩個人的出生、成長經歷不一樣，他們對己任的理解能一樣嗎？—完全不可能一樣。所以誰都說服不了誰，又不按規則玩，不依照法律程序去討論，所以只能兵戎相見。正因如此，我堅定了我要做一個良民，好好做生意，絕不以天下為已任，我就是誰管天下我跟誰提建議，按照習近平最近講的“權為民所賦”，按規則來辦。

大陸這邊有革命英雄烈士陵園，或叫革命英雄紀念館，臺灣叫忠烈祠。從名字來看，一個很革命，一個很中國。在革命歷史博物館當中，有少數是家世背景不錯的人，但多數是苦難深重的老百姓，他們起來反抗犧牲了。所以我們從小印象當中，革命烈士鮮血染紅了紅領巾、旗幟。

而在忠烈祠里，幾乎80%以上全是出身良好的大戶人家，其壯烈程度令我不可思議。比如講到共產黨打山西的時候，有一個高中文化、大戶出身的女孩，一直抵抗共產黨的進攻，抵抗到最后，眼看要守不住的時候，她自己喝了毒藥，撲在點燃的柴火上。在一個歷史的關頭，在兩黨、兩種命運、己任的較量中都會有人感召各自的追隨者，而且為了各自的所謂正確的信念，出現慘烈的犧牲者，出現各自的英雄形象。這讓我看到一件事情，如果兩個領袖己任不一致都認為自己有責的時候，實際上涂炭的是老百姓，是追隨者，這些人的鮮血、生命在為不同的己任和責任鋪墊他們的道路，而社會整體也沒得到什么好處。

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消息是表彰一個國軍老戰士，在從大陸敗退到臺灣之后，這個人一直沒有再結婚。臺灣對于這些老兵有很好的俸祿，這個老人拿到錢以后，大部分都捐了，幾十年如一日，捐給弱勢群體和需要受教育的人，所以報紙上表彰他。

這個人在1969年跟共產黨打仗的時候，也殺過我們的人，他居然會堅持幾十年做這樣的好人好事，跟我們雷鋒差不多。雷鋒是出力，這個老戰士是出錢。唯一不同的是，蔣已經去世了，并沒有給他題過詞。雷鋒1954年得到過題詞，于是就成了墻上掛的模范。如果倆大哥沒這么掐，他們都是一村的好人，都是兄弟，都有善心，都知道能不打仗咱就不打仗。所以，當領導人的責任非常重要。如果你引的方向、己任、道路、責任是錯的，所有跟隨者都會陷入一個歷史的荒誕中去，被時間所嘲弄。

最近大家看龍應臺寫的《大江大?！?，也在講這些事。我站在大陸角度來看，這種差異性的背后，我們需要自己找到一個基點，就是人性、理性和通過法制、協商來最終獲得社會的漸進式的變化，而不應該簡單的是哪個大哥對、哪個大哥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