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村落

學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畢業典禮演講，因為這個場合的聽眾一定是最糟糕的聽眾——你還沒開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經結束，而且，他決心已下，不管你說什么，只要戴著方帽子走出了這個大廳的門，他這一生不會記得你今天說過的任何一句話。

雖然如此，我還是來了，不僅只是因為，受邀到醫學院演講是一份給我的光榮和喜悅，也因為我“精打細算”過了——遲早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的手里。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自然渴望在床邊低頭探視我的你，不只在專業上出類拔萃，更是一個具有社會承擔﹑充滿關懷和熱情的個人。

我們都說這是一個畢業典禮，五六年非常艱難的醫學訓練，今天結束了。我倒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看：今天其實只是你“學程一期”的畢業典禮，一期的核心科目是醫學。但是今天同時是你“學程二期”的開學典禮，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難，因為它沒有教科書，也沒有指導教授。在今天的15分鐘里我打算和你們分享的，是一點點我自己的“人生”筆記。

1923年孫中山與香港大學學生。（資料圖片）

奶粉和頭虱

我成長在臺灣南部一個濱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學二年級，發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個女生突然嚴重嘔吐，被緊急送到醫院。沒多久，學校就讓我們都回家了，全市的學校關閉。過了一段日子，當我們再回到學校的時候，班上幾個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一種病，名叫“霍亂”。我們當時當然不知道，高雄的“鄰村”——香港，在同時，被同一波傳染病所襲擊，15個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們的命運就是彼此相連的，但是我們懵懂無知。

是的，我是一個在所謂“第三世界”長大的小孩。想象一下這些黑白鏡頭：年輕的母親們坐在擁擠不堪的房間里，夜以繼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價的圣誕飾燈，孩子們滿地亂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來的恤衫；那運氣特別好的，剛好在前胸就印著“中美合作”的標語，或者湊巧就是“凈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國留學，第一件感覺訝異的事就是，咦，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