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偵查亟需法治化

在十多年以前，我當時從事反貪偵查工作，在經辦一小部分“擱淺”的案件時，曾使用過“獄偵耳目”（也稱“線人”、“特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據一位老同志講，這項工作沒有見到什么規定，只能做，不能說。獄偵耳目屬于秘密偵查手段，秘密偵查與生俱來的侵權性和擴張性，決定了必須對其作出嚴格的規制和約束。在我國，秘密偵查法治化的觀念障礙集中體現在安全價值觀和權力本位觀上。表現在立法上，就是對偵查權的一再擴張，對公民私權利的一再限制；表現在實務中就是沒有真正的制約，漠視和侵犯公民的私權利。李克強副總理當年參與翻譯的《法律的正當程序》一書（丹寧勛爵著，法律出版社）中有一句話：“如果偵查權力一旦被濫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風。”

盡管耳目、線人的使用在實踐中發揮著很大，有時甚至是難以替代的作用，但迄今為止在我國沒有任何法律規范，僅有一些內部規定，希望即將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能夠在保障人權、控制權力的前提下，厘清秘密偵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