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實踐：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

【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之四】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成為戰勝國之一，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對此，我們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

關于民族、民生、民權的“三階段”說

民國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還是在民族獨立方面。曾經有人在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中國意味著三個階段：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現了民族主義；改革時代中國人民富起來了，實現了民生主義；今后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了。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上，簽署《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網站/圖）

這個說法的確有見地。盡管民族自立、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在中國的具體實現（含將來可能的實現）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實現的先后順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補充兩點：

一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義，“民權”的含義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權主義不能實現，最多只能說“中國站起來了”，那和“人民站起來了”還是大有區別的。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僅從簡單的語義上講，也應該是兩者的共同實現。

如果只講“中國站起來了”，那么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就站得很好，現代民族解放的目標如果只是回到那種狀態，還叫什么“新中國”？何況僅從領土上講，今天的中國比鴉片戰爭前的清帝國不也還差得遠嗎（僅從外蒙和外興安嶺兩個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們應該明白，現代民族主義的本質本來就是“國民主義（nationalism），而不是“國家主義”（statism）。

二是，即便僅就“中國站起來了”而言，它“實現的順序”與“爭取的順序”也有所不同，爭取民族、民生、民權的斗爭，應該說是同時開展的。中國人爭取民權的歷史，卻并不比為民族、民生的斗爭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權，爭取“民權”，實現民主共和。雖然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認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驅逐韃虜”、“排滿興漢”的民族性，與后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立憲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對庚子時的“反動排外”記憶猶新，十分反感，因此這時的斗爭，各方都對列強示好，不能爭取到列強支持，也是希望他們中立，至少并沒有擺出對抗姿態。

民國時期的外患主要來自日、俄

但民國建立后，中國與列強的國家利益矛盾就凸顯出來。尤其是日本與俄國這兩個近鄰，給中國帶來的“外患”，是晚清以來前所未有的?？梢哉f，民國時期的中國，對于其他列強，只有把清末喪失的權益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進一步喪失的問題。而日俄兩強的胃口，卻比清末時更大，民國政府對日俄的抗爭，是極為艱苦的。

而且，這時日俄兩強的侵華，與晚清西方列強的侵華，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謀取“在華利益”，盡管很多確實是不正義的強權利益，但是他們并不想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他們統治的殖民地；他們與中國的戰爭是局部性的，中國戰敗后喪失給他們的主要是藩屬和邊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這類據點，沒有涉及漢族居民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僅清末就通過甲午戰爭割去了臺灣（以漢族居民為主的一個?。?，進入民國后，胃口更加膨脹，先是提出“二十一條”，然后出兵侵占東三省，最后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其自以為得手時，竟公然叫囂不以民國政府“為談判對手”，擺出一副吞并中國的架勢。“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誠非虛語！

俄國方面，雖然在民國時期經歷了由沙俄到蘇俄的變化，但其對華野心完全是一脈相承。

晚清時，俄國就是列強中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一個，而且也是首先對大片漢族居住區——東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說是其學生。日本侵略東北的兩大先遣力量“滿鐵”和“關東軍”，就是沿襲俄國東清（中東）路和遠東軍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東北就是俄國人的了。

進入民國后，日俄兩國在東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國為犧牲。蘇軍1929年借中東路事件大舉入侵東北、攻陷海拉爾等地、重創東北軍的“成功”，不僅為兩年后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奠定了信心，而且連事變的借口都為日本人所復制：兩年前，蘇聯人出兵，借口是中國侵犯了他們的鐵路權益；兩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條湖事件”，也說中國破壞了他們的鐵路。

更有甚者，蘇俄在武力挫敗中國收回中東路權益的企圖，嚴厲報復了中國之后，卻把中東路全部賣給了日本，后來更成為軸心國以外承認日本人制造的“滿洲國”的惟一重要國家。

更嚴重的是，俄國雖然在入侵東北上輸給了日本，但在中國北方和西北卻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動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復主權后，蘇俄又揮軍入蒙，擊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