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一周
愛國者的精神家園不是宣傳出來的
“‘血緣’的愛國，還是‘制度愛國’” 《南方都市報》10月9日，邵建
新華社近日發表題為《讓愛國主義旗幟高高飄揚》的評論員文章，提到“……倍感只有與時俱進，愛國主義旗幟才能永不褪色”。我想用胡適的例子來談一下今天該如何愛國。
胡適在其題為“去無道而就有道”的一篇日記中提到，“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必擇威爾遜”。 這里的“人”其實就是胡適自己。在胡適看來“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適當然是愛國的，但他的愛國顯得很理性，他一貫反對那種非理性的愛國情緒。他說如果中國統治者在袁世凱和威爾遜中選擇，他將棄袁擇威，這是因為在符號的意義上，袁世凱代表的是皇權專制，威爾遜代表的是民主政治。無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論。胡適在愛國的選擇上，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與“民族”的排序中，民主優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這里，胡適已經涉及兩種愛國主義，一為“民族的愛國主義”，一為“民主的愛國主義”。概而言，民族的愛國，是“血緣”的愛國；民主的愛國，是制度愛國。胡適的選擇，對我們今天的愛國當有一定的啟示。
【點評者說】愛國主義經常被人利用，以致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無二。袁世凱口中的愛國就是擁護袁的帝制，蔣介石的愛國是愛“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結果都被國民所唾棄。胡適先生給愛國做出的民主優于民族的判斷，體現了更深沉的民族主義。國家權力是國民說了算，國家因為民主制度而必須愛護國民，這樣的國家才會毋須宣傳便成為愛國者的精神家園。
好人一生平安，可一時呢？
“做好事還得留證據不是正常社會” 紅網10月9日，馬而立
很難想象一個人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找好證據、證人，足以自證清白后再做好事?？山鼇戆l生的一些事情，卻不得不讓人做好事前先掂量掂量。當一個社會缺乏起碼的信任，當一個人時刻提防別人的誤解，甚至做好事時都得穿戴好盔甲，這個社會就不僅令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懼。當大家都穿著厚厚的盔甲，舉著傷害他人尊嚴的長矛“自衛”時，其實已經將人性的惡發揮到了極致，到頭來人人都是真正的受害者。因為我們誰也不敢保證，今天你傷害了別人，明天別人不會傷害你。
【點評者說】如果，所有做好事的人都是“圣人”，他們即使被冤枉、被辱罵甚至被判有罪，也能坦然面對；如果，所有不做好事的人，都會覺得“圣人”所作所為是值得尊敬的，即使不效仿也會心存感動；如果，所有做壞事的人，即使不被“圣人”感召，也能盜亦有道，那一定就是和諧社會了。不過，在和諧社會來臨前，先來點更實際的，別讓好人因為自己的良知而受傷。
拆遷改造，讓中國的古都不古
“美國城市比中國的更古老” 《新快報》10月8日，作者：時東陸
一個城市的悠久與文明，來自兩個方面的論據：第一是歷史記載；第二是城市現存的古跡與歷史建筑。歷史記載當然是具體而生動的，但世界的許多名城只有文字記載，在現實中卻無處尋覓。所以，城市歷史最鮮明的證據就是現今仍然存在的建筑和古跡。
像北京、西安這樣的城市，當然是古城，但是如果用第二個論據來審視，即便和只有兩百年立國史的美國相比，也會發現一種令人詫異的歷史反差：美國這個年輕國家的一些城市，居然比中國的古都還古老。
得出這個觀點的基礎就來自于現存的歷史建筑和遺跡，比如在波士頓等城市，十八九世紀的建筑仍然具有較大的規模，17世紀的民居也能找得到，而且古建筑連成一片，十分歷史性地展現自己的獨特風貌，但中國即便是北京，歷史建筑已經不具備整體性和連續性，而是星星點點，支離破碎，并且被新式建筑切割，覆蓋，遮掩，錯位。在反映城市歷史的主體建筑上，波士頓超越了北京。而且，大多數中式建筑都是今日之仿造品，新式建筑風格又十分雷同，這導致城市之間相差無幾。實在很難想象世界上任何文化會如此瘋狂地連根鏟除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而用別人的文化來宣稱是自己的現代。
【點評者說】如果，在一座城市里，你走遍全城，都看不到幾處上了年代的老宅，如何稱其為“古城”？這是多么辛辣的諷刺，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在城市建筑的呈現上居然不如兩百余年的美國。時東陸教授以他對中美兩地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看似荒謬卻事實如此的結論，振聾發聵?？上?，與其保留古建筑，還不如建造新樓房，才是肉食者的選擇。因為這里有令他們動心的GDP政績和金庫。
小民從來不可欺
“弱者的抗議能否讓銀行驚醒？” 《長江商報》10月6日，作者：耿紅仁
類似的刁難銀行“一元一元地存(取)款”的事件，在北京、沈陽、西安等地都發生過，這一做法在網絡上更不是什么新鮮事。這種看似儲戶惹事生非、無理取鬧的惡作劇，其實里面蘊藏著一個令人非常棘手的尷尬現象：弱者的抗議。弱者的抗議往往表現為忍辱負重式的抱怨、在憤怒中轉嫁、傷及無辜等，讓人覺得離奇荒誕、不可思議，理性的訴求卻不多見?？墒?，我們并不能就此輕率地斥責弱者,而應意識到，弱者的抗議是對希望的懇求、爭取和透支。被抗議的“銀行”，需要的是了解儲戶積怨的根源，切實做好服務工作，提高管理水平，而不應只是“很苦惱”。
【點評者說】弱者之所以成為弱者，是由于權利保障沒有暢通的管道。如果人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表達意愿的權利，人人都能夠通過制度救濟而保證尊嚴，誰會去采取那些看起來不符合文明規范的抗議行為呢？把弱者推向非理性，這才是更可怕的。
“‘血緣’的愛國，還是‘制度愛國’” 《南方都市報》10月9日，邵建
新華社近日發表題為《讓愛國主義旗幟高高飄揚》的評論員文章，提到“……倍感只有與時俱進，愛國主義旗幟才能永不褪色”。我想用胡適的例子來談一下今天該如何愛國。
胡適在其題為“去無道而就有道”的一篇日記中提到，“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必擇威爾遜”。 這里的“人”其實就是胡適自己。在胡適看來“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適當然是愛國的，但他的愛國顯得很理性，他一貫反對那種非理性的愛國情緒。他說如果中國統治者在袁世凱和威爾遜中選擇，他將棄袁擇威，這是因為在符號的意義上，袁世凱代表的是皇權專制，威爾遜代表的是民主政治。無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論。胡適在愛國的選擇上，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與“民族”的排序中，民主優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這里，胡適已經涉及兩種愛國主義，一為“民族的愛國主義”，一為“民主的愛國主義”。概而言，民族的愛國，是“血緣”的愛國；民主的愛國，是制度愛國。胡適的選擇，對我們今天的愛國當有一定的啟示。
【點評者說】愛國主義經常被人利用，以致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無二。袁世凱口中的愛國就是擁護袁的帝制，蔣介石的愛國是愛“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結果都被國民所唾棄。胡適先生給愛國做出的民主優于民族的判斷，體現了更深沉的民族主義。國家權力是國民說了算，國家因為民主制度而必須愛護國民，這樣的國家才會毋須宣傳便成為愛國者的精神家園。
好人一生平安，可一時呢？
“做好事還得留證據不是正常社會” 紅網10月9日，馬而立
很難想象一個人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找好證據、證人，足以自證清白后再做好事?？山鼇戆l生的一些事情，卻不得不讓人做好事前先掂量掂量。當一個社會缺乏起碼的信任，當一個人時刻提防別人的誤解，甚至做好事時都得穿戴好盔甲，這個社會就不僅令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懼。當大家都穿著厚厚的盔甲，舉著傷害他人尊嚴的長矛“自衛”時，其實已經將人性的惡發揮到了極致，到頭來人人都是真正的受害者。因為我們誰也不敢保證，今天你傷害了別人，明天別人不會傷害你。
【點評者說】如果，所有做好事的人都是“圣人”，他們即使被冤枉、被辱罵甚至被判有罪，也能坦然面對；如果，所有不做好事的人，都會覺得“圣人”所作所為是值得尊敬的，即使不效仿也會心存感動；如果，所有做壞事的人，即使不被“圣人”感召，也能盜亦有道，那一定就是和諧社會了。不過，在和諧社會來臨前，先來點更實際的，別讓好人因為自己的良知而受傷。
拆遷改造，讓中國的古都不古
“美國城市比中國的更古老” 《新快報》10月8日，作者：時東陸
一個城市的悠久與文明，來自兩個方面的論據：第一是歷史記載；第二是城市現存的古跡與歷史建筑。歷史記載當然是具體而生動的，但世界的許多名城只有文字記載，在現實中卻無處尋覓。所以，城市歷史最鮮明的證據就是現今仍然存在的建筑和古跡。
像北京、西安這樣的城市，當然是古城，但是如果用第二個論據來審視，即便和只有兩百年立國史的美國相比，也會發現一種令人詫異的歷史反差：美國這個年輕國家的一些城市，居然比中國的古都還古老。
得出這個觀點的基礎就來自于現存的歷史建筑和遺跡，比如在波士頓等城市，十八九世紀的建筑仍然具有較大的規模，17世紀的民居也能找得到，而且古建筑連成一片，十分歷史性地展現自己的獨特風貌，但中國即便是北京，歷史建筑已經不具備整體性和連續性，而是星星點點，支離破碎，并且被新式建筑切割，覆蓋，遮掩，錯位。在反映城市歷史的主體建筑上，波士頓超越了北京。而且，大多數中式建筑都是今日之仿造品，新式建筑風格又十分雷同，這導致城市之間相差無幾。實在很難想象世界上任何文化會如此瘋狂地連根鏟除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而用別人的文化來宣稱是自己的現代。
【點評者說】如果，在一座城市里，你走遍全城，都看不到幾處上了年代的老宅，如何稱其為“古城”？這是多么辛辣的諷刺，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在城市建筑的呈現上居然不如兩百余年的美國。時東陸教授以他對中美兩地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看似荒謬卻事實如此的結論，振聾發聵?？上?，與其保留古建筑，還不如建造新樓房，才是肉食者的選擇。因為這里有令他們動心的GDP政績和金庫。
小民從來不可欺
“弱者的抗議能否讓銀行驚醒？” 《長江商報》10月6日，作者：耿紅仁
類似的刁難銀行“一元一元地存(取)款”的事件，在北京、沈陽、西安等地都發生過，這一做法在網絡上更不是什么新鮮事。這種看似儲戶惹事生非、無理取鬧的惡作劇，其實里面蘊藏著一個令人非常棘手的尷尬現象：弱者的抗議。弱者的抗議往往表現為忍辱負重式的抱怨、在憤怒中轉嫁、傷及無辜等，讓人覺得離奇荒誕、不可思議，理性的訴求卻不多見?？墒?，我們并不能就此輕率地斥責弱者,而應意識到，弱者的抗議是對希望的懇求、爭取和透支。被抗議的“銀行”，需要的是了解儲戶積怨的根源，切實做好服務工作，提高管理水平，而不應只是“很苦惱”。
【點評者說】弱者之所以成為弱者，是由于權利保障沒有暢通的管道。如果人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表達意愿的權利，人人都能夠通過制度救濟而保證尊嚴，誰會去采取那些看起來不符合文明規范的抗議行為呢？把弱者推向非理性，這才是更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