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偏偏是德國？

“中國”與“中國人”是怎么成了今天這個樣子的,參照德國，我們能否較為清晰地清理出幾條線索？

《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

單世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140元 

1939年10月，德軍占領波蘭后，德國國會議員向希特勒敬禮。 （維基百科/圖）

德國在什么意義上迎合了我們的需要

《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是單世聯先生的一本皇皇巨著，上中下三卷，百余萬字；全書思路清晰，邏輯嚴謹，堪稱近年來關于中國現代性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謂上乘，并非僅僅指史料的豐富、論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問題意識非常切中時代的要求，誠如黑格爾所言，其論說顯示出一種把時代把握在思想中的能力。

在該書“導言”中，作者引用周作人的一段話，說明中國的形象遠沒有德意志那般鮮明，它最多只能算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p69）；“雜貨店”中各種貨色其實都有，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的（政治革命）、俄國的（政黨的建立及意識形態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后來還有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儒家經驗”……在這樣一個“雜貨店”中，我們為什么要專門討論“中國的現代性與德意志的文化”？為什么偏偏是德國如此引人注意？

單世聯是調遣材料的高手，這從他的《革命人》一書中就可以看出：那么多紛紜雜陳、看起來毫不相干的回憶、雜記、采訪，經他之手，竟也如此有了所有言說都環繞著的中心，而這個中心，也就是作者在《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一書中所要告訴給我們的這個時代的困惑：“中國”與“中國人”是怎么成了今天這個樣子的。參照德國，我們能否較為清晰地清理出幾條線索？其中一樁最為刺目的“個案”，其實就是“中德現代性都充滿了突然轉變與難解之謎，像納粹集中營與‘文革’這樣的浩劫，至今仍在向人類的理智提出挑戰”。（p69）

除了善于運用材料外，作者還很會揚長避短，所以也就能從一個對自己較為有利的角度出發展開討論，比如他一再強調，此書并非在做中德文化比較研究（更不對德國哲學展開專門的討論），而是以中國人的德國論說為中心，看看我們的前輩是如何看待德國以及為什么會選擇德國的，于是，書中就有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李大釗、陳獨秀、胡適、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張君勱、張東蓀、丁文江，乃至賀麟、朱光潛、顧準、葉秀山以及當代“新儒家”有關德國哲學和德意志文化的種種論述；至于這些論說是否給了我們一個“真的德國”，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在什么意義上迎合了我們的需要。

德國的“反西方”與“反啟蒙”

平心而論，近代德國的確具有如下鮮明的“獨特性”：德意志文化闡釋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種現代性，“如迅速完成國家統一的軍事能力、消除歧見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能力、經濟技術趕超英法的發展能力、為赴國難而有效施行的民族精神動員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國人嚴謹認真恪守紀律的品格等等。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內部的‘他者’自居，闡釋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現代性。”（p56）這種“獨特性”，其實也就是另一種不同于其他西方國家的“舉國體制”。于是，作者就概括出了德意志歷史的線索之一——“反西方”，其文化特征之一則為“反啟蒙”。

作為一個補充，我在這里還可以提供盧卡奇的觀點：“他（盧卡奇）把黑格爾尊崇為對法國革命、拿破侖的統治、英國的工業革命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給予辯證法和哲學總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