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防范，還是事后追懲——從“防艾”法律看法治困境

“防艾癥結”抑或法治匱乏？

一些不寫入法律的，與法律的規定相對抗的主張，實踐中卻非常強勢，它們完全不理會法律規定，大行其道。

2011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南方周末》刊載《“同志”之死》的報道，并在自由談版“公民巡視”欄目下發表記者評論《艾滋病，隱私不是擋箭牌》。

多年來，與艾滋病相關的主流聲音都主張保護隱私，反對歧視，但隱私被暴露、感染者與同性戀人群等被歧視也很普遍，背后有什么值得關注的問題？

南方周末此次把一系列問題擺在明處，改變了那種任意暴露他人隱私、歧視他人卻不屑于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正面論說的局面。借此，應深入解析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它們事關一些基礎價值理念與基本規制的建立。

中國政府財政、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全球基金等）及國外一些機構（如英國國際發展署、美國蓋茨基金會等），這十幾年在中國有大量資金投入有關艾滋病的宣傳教育，內容包括艾滋病傳播途徑的知識——與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接觸、相處、共同工作，不會被傳染；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人權保護——保護隱私、禁止歧視。在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的29個黨政部委中，中宣部名列第一，教育部、廣電總局、國新辦等均名列其中。

那么多資金投入，那么多黨政部委參與，那么多高校新聞與傳播學院輔助，給中國傳媒人辦了不知多少培訓班，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了各類、各級政府行政機關的宣傳教育職責，電視臺播放胡、溫等黨政領導人與艾滋病病人握手、吃飯，以示非性交、非輸入帶有病毒的血液不會被傳染的視頻，結果并不理想。

沒有醫務人員站出來說，前述教育有內容錯誤。但據《“同志”之死》報道，上海市艾滋病診療中心的“醫務人員與病人”卻“需分乘不同的電梯”；在巨額資金支撐下的“非性交接觸、非輸血不會傳染”的宣傳教育持續二十年后，諸多記者竟因得知自己的一個被采訪者高某是艾滋病病人而“感到恐慌”，“專門赴醫院做了檢查，以確認是否被高傳染”；《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提出：“政府”如果“真的知道”高“患艾滋病”，“怎么會由他到處亂跑”？——難道政府應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人身自由？

南方周末的報道，道出了一種廣泛存在的主張：“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癥結所在”是：“根據《艾滋病防治條例》，除非能夠證明故意傳播艾滋病，政府不僅無權限制艾滋病人的自由，相反有義務對其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保密”。“在保護艾滋病人隱私權的名義下，法律對公開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條款及實踐中的封閉性運作，正對全社會的艾滋病的防控產生負面影響，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立法過程中，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要充分、公開地論爭辯駁?？上?，在中國的立法中，這種論辯還相當缺乏。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寫入法律的，與法律的規定相對抗的主張，實踐中卻非常強勢，它們完全不理會法律規定，大行其道。

這，就是中國要走向法治國家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疾控部門非常明確地要求“百分之百安全套”作為衛生部系統“防艾”工作的行動目標（2010年“安全套使用率達到90%以上”，《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衛生部系統起草，國務院辦公廳2006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