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實踐：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下）

【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之五】

今天應當說，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在正面戰場上還是頗有作為的。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敵后地區的活動也不能忽視。

共赴國難：抗日戰爭中的“正面”與“敵后”

承認民國政府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站對隊”的重要性，當然不是輕視國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戰爭來說吧，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就是“站隊”能起作用的前提。盡管中國軍隊的戰績并不理想，這場戰爭也不是僅靠我們自己打贏的，但正是由于國人的屢敗屢戰，堅持到底，絕不投降，才贏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得到了“站隊”的果實。如果中國政府像汪偽鼓吹的那樣投靠了日本，站錯了隊，也就談不上什么果實了。

說起來，抗日戰爭和辛亥革命，這兩件大事，20世紀的中國人都引以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釋也有很大沖突。

共產黨武裝實力弱，對日作戰規模小，殲敵少，犧牲官兵較少，尤其是將領極少犧牲。但中共武裝從無成建制降敵成為偽軍之例。相對其實力而言，或相對其損失而言，其作戰效率應當說是超過國民黨的。圖為延安八路軍戰士在操練。

就抗戰而言，核心的爭論就是國共兩黨誰的功勞大。與此相關，過去還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國與蘇聯誰起的作用更大的爭論。大陸曾強調說，美國人打海島扔原子彈都不管用，蘇聯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從中蘇鬧翻后，就很少這樣說了。

但國共之間的互相指責——你說我“游而不擊”，我說你“消極抗日”——卻一直沒有停息。近年來，這兩種說法都逐漸淡出，我們這里一方面仍強調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認兩黨各有貢獻：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共產黨軍隊在“敵后戰場”，都功不可沒。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不過認真想來，所謂國、共軍隊分別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抗日，這個提法語出有因，卻很不準確。

首先，當時中共中央所駐的陜甘寧邊區，并非“敵后根據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國統區，東面則隔黃河與日本人對峙。沿黃地區設有神府、兩延（延川、延長）兩個河防司令部，兩司均隸屬于八路軍“后方留守兵團”。這里所謂的“后方”，當然不是敵后，而是“我后”，以這一戰略后方為依托的河防作戰，自然不是什么“敵后”行動，而是“正面戰場”的一部分。

河防作戰規模不大，但被廣泛宣傳為我黨抗戰樣板的平型關、陽明堡等著名戰斗，也都不是“敵后”作戰。這幾次戰斗，都發生在當時中國統帥部統一部署的晉北、太原保衛戰中，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擊，與八路軍的側后方伏擊，實際上是同一場戰役的不同戰術部分。

尤其是平型關之戰，國民黨軍在關門，正面阻擊敵主力；八路軍則奉命從側后伏擊日軍輜重隊，兩邊槍炮互聞，硝煙互見。這種戰術上的側后方，如果也算“敵后”，那舉凡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正面戰場上的所有重大戰役，均有這種“敵后”作戰，它也就不成其為八路軍、新四軍特有的作戰方式了。

我們能說，在臺兒莊會戰中只有孫連仲、池峰城堅守臺兒莊是“正面戰場”，而從側后方出擊日軍的湯恩伯部是“敵后戰場”嗎？

實際上，我們出版的許多抗戰史著作在關于“正面戰場”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裝的活動。例如《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的“太原會戰”一章中，載有“太原會戰中國軍隊指揮系統表”，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副司令長官黃紹竑轄下，朱德率領的第十八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