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高華年 一個標點也不能錯
9月18日，高華年離去，帶走了中山大學最后一片西南聯大的云彩。有人痛哭，有人嘆息，隨著老學人的離去，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在南方也就失傳了。這是一個冷門的領域，異常艱苦。
導讀：“他最愛看書，最討厭應酬，”妻子植符蘭回憶起高華年，說，“他總是一個人躲到書房里。”靜守書齋、淡薄名利，是這位語言學大家給世人留下的形象。9月18日，高華年離去，帶走了中山大學最后一片西南聯大的云彩。
編者按：1916年，高華年出生于福建南平市。1940年代求學于西南聯大，師從早期中國語言學界“三巨頭”之羅常培、李方桂。“趙元任是現代語言學的開山祖，羅常培繼承了趙元任，高先生又是羅常培的得意門生。”中大中文系教授傅雨賢說。
前言：在西南聯大，高華年深入周邊山區，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并練就一項“絕活”——“凡人類發出的任何聲音，他都能迅速辨音，加以模仿，用國際音標記錄下來。”傅雨賢說。審音、辨音、記音是語言學最重要的基本功，高華年這方面的才華遠在他人之上，“羅常培之后，他是中國審音辨音第一人。”
引用：羅常培對高華年很賞識，他在《蒼洱之間•蜀道難》中寫道，“……高華年君治納蘇語和窩尼語，都有相當的成績。”求學期間，高華年用兩年時間完成了十七八萬字的論文，羅常培知其經濟拮據，親自給時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代系主任的馮文潛寫信，推薦其為教員。
說明：更多的歷史細節，已無人知曉。跟隨高華年五十載的傅雨賢，從未聽他敘述與名人的交往。只是在一次學術探討中，高很有興致，才說了一句，“當年羅先生對我嚴格到了苛刻的地步，一個標點也不能錯。”
傅雨賢依然記得80年代的一個故事。那時一個外校研究生由于本校沒有碩士授予點，申請來中大參加答辯。高華年看到學生論文探索了新領域，十分高興，便叫傅幫其修改。傅修改了三天三夜，把論文交給高華年。高看完說了一句：可以答辯了。
批注左浮動：傅雨賢依然記得80年代的一個故事。那時一個外校研究生由于本校沒有碩士授予點，申請來中大參加答辯。高華年看到學生論文探索了新領域，十分高興，便叫傅幫其修改。傅修改了三天三夜，把論文交給高華年。高看完說了一句：可以答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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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雨賢依然記得80年代的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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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居中：傅雨賢依然記得80年代的一個故事。那時一個外校研究生由于本校沒有碩士授予點，申請來中大參加答辯。高華年看到學生論文探索了新領域，十分高興，便叫傅幫其修改。傅修改了三天三夜，把論文交給高華年。高看完說了一句：可以答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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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地巴塔克蘭劇場所在的伏爾泰大街全部戒嚴，隔離欄上有巴黎市民的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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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高華年喜歡給妻兒講西南聯大的趣事，他會講當年男青年們追求林徽因的盛況，會講學生去羅常培家玩鬧，樓上的陳寅恪有時用拐杖篤篤地敲，大家便靜默不語。植符蘭問他，我把它們記載下來，以后出版好不好？高趕緊制止，“千萬別。”
受訪者：他時常對著鏡子發各種古怪的音，自得其樂。有時他對著孩子發音，植符蘭看著父子三人穿越在各種人類奇特的語音當中。
南方周末：兩個孩子——高植生、高符生都以妻子植符蘭的名字命名，學生曾問，如果再有老三，就取名“高蘭生”嗎？高笑著點頭，“是的”。
受訪者：高華年一生曾有兩次重要的選擇。1949年蔣介石撤離臺灣，飛機停在機場接教授們離去。當時高已是南開大學副教授，在受邀之列，但他選擇南下到嶺南大學。另一次是1954年院系調整，中大語言學系并入北大，當時只有高和幾位老師留下來。之后，他擔任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主任，再沒離開過中大。
南方周末:1958年，他完成了《彝語語法研究》一書，奠定了在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領域的地位。除此之外，他還研究語言理論、方言等。早在1950年代初，高華年對植符蘭說，“你是廣州人，以后你來發音，我來記音，一塊做廣州方言研究。”兩人于是研究了近十年。成果出來時，卻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受訪者：幸好，高華年并沒有遭遇太大的磨難。對于政治，他保持著疏離寡淡的態度。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運動中，他極力躲避。逃不掉的，就隨大流，說幾段報紙登的話敷衍了事。直到1980年，《廣州方言研究》得以才在香港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研究廣州方言的著作。高植生記得，那時他們反復校對，一人念原稿，一人對著印刷本，“標點符號都不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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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4日凌晨1點多，奧朗德在發生襲擊的巴塔克蘭劇院表態稱，對恐怖分子決不饒恕。次日早晨9點多，“Élysée”又更新了一條關于總統的動態：“今天早晨在總統府的防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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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高華年對學生很嚴格。1950年代，學生到家里來上課，每個人要對著老師發音，直到完全正確。后來，他的學生遍布各地，其中有著名的語言學界“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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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傅雨賢依然記得80年代的一個故事。那時一個外校研究生由于本校沒有碩士授予點，申請來中大參加答辯。高華年看到學生論文探索了新領域，十分高興，便叫傅幫其修改。傅修改了三天三夜，把論文交給高華年。高看完說了一句：可以答辯了。
中文系教授張維耿說，高華年從不“言己之長，言人之短”，評級和津貼也從不主動要求。高華年曾申請博士點，沒通過，張讓他再次申請，說反復申請就能成功，高不愿意。
高華年晚年時，有人請他上電視，他拒絕被圍觀；有人高薪請他到香港當博導，他也拒絕。他成天在書房修改自己的著作，看學生的書，給他們寫序。“每寫一篇，都要把書看完。從不亂寫一個字。”植符蘭說，他指出錯誤之處，說，“不能讓一句錯的流傳出去，說那是高華年說的。”
幾年前，他摔了一跤，骨裂。此后又摔了多次。傅去看他，他總說，自己活得太累，想走了。在醫院的隔離房，他度過最后幾個月。有人痛哭，有人嘆息，隨著老學人的離去，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在南方也就失傳了。這是一個冷門的領域，異常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