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20120213）
他提前走下了神壇
韓寒確實是80后的另類和典型，他的言行舉止可以用直覺和率性來加以歸納，相對于那些過早的世故和圓融，他更容易受到同時代人或不同年齡段的人的接受與認同。
對于當下的教育體制，他是叛逆者；對于思想貧瘠、行動侏儒的時代，他的犀利姿態與話語霸氣，總會讓人耳目一新。他不像賽車手，反而像獨傲群雄的令狐沖，也因此很快就被捧上了偶像崇拜的神壇，在那個位置上，人很容易犯暈。
本刊將韓寒的成長和當年的巴金相提并論。這很有趣，時代不同了，但軌跡依然相似。在奮起之初，兩人都高舉著批判的武器，但巴金留下了激流三部曲，韓寒的“韓三篇”能否在大浪淘沙的時代，也留下鐫刻名字的印記？
他似乎是提前走下了神壇，能否真正接到地氣，能否實現新的轉型，還要拭目以待。
——楊錦麟（資深媒體人，香港衛視執行臺長）
《韓寒喊》
我以為韓寒并非什么大徹大悟，只不過在思想上更成熟更系統了，這三篇文章起到的是拋磚引玉的作用，讓大家對不敢觸及的這三個宏大議題開始思考和討論。韓寒的觀點當然不能迎合所有人的喜好，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對某個問題大家各有看法，不要總是非左即右。
——haihu1108（新浪網友）
韓寒并不是孤獨標桿，有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跟他有著一樣的想法，有著一樣的激情，只是，巴金們尚且擁有一個相對寬松自由的輿論環境，他們能說敢說！
——小柳的菜地（新浪網友）
《袁隆平會種地的大師》
袁隆平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遠遠大于那些雍容華貴、氣質高雅的紳士型科學家。他踏踏實實，不求虛榮，一心想著如何為解決人類的實際問題而辛勤地、不怕失敗不怕寂寞扎扎實實地工作，終于做出了世人矚目的成就。
——凡塵游子（網易江蘇省網友）
不得諾貝爾，不拿奧斯卡，一樣很偉大。整虛的沒用，真正做實事的人才是值得人尊敬的。
——網易上海市楊浦區網友
《“小導演”魏德勝的野心》
我覺得只是不贊成貪婪過度和虐待殺生，要依靠這些生命生存和強大，至少要有尊重和感恩的心。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個是自然法則，我們無法改變。
——包子老虎串串（新浪網友）
《賽德克•巴萊》是部好片子，讓人們全面了解了《霧社事件》。尤其那個日本軍官在妻女被殺后絕望的呼喊：“我對你們還不夠好么？你們就這樣報答我么？”值得中日人民反思。
——三十犬儒（新浪網友）
婚育證明的哲學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衛毅
去年下半年，我接到單位的電話，說我的《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到期了，讓我到戶口所在地街道辦重新辦一個。我覺得，對于我這么一個光棍而言，去辦這個 證明是件很滑稽的事情。我知道單位也很無奈，這是任務，計劃生育這件事被捆綁得牢牢的，里面的每個人都得自證。這件事其實比韓寒證明文章是自己寫的還要難 得多。證明“已”是容易的，比如拿出手稿，但證明“未”呢，沒有發生的事情怎么去證明呢？我是不是得和世界上每一個出生的嬰兒都去驗一遍DNA呢？
我的出生地是桂林轄內的一個縣城，戶口在南寧，單位在廣州，工作地點在北京。這4個地方，我去得最少的就是南寧，但偏偏得讓這個地方某個角落里的陌 生人證明我現在是未婚未育。我費了好大勁才想起幾年前辦證的地點在哪，然后把過期的證件寄給南寧的親戚，想著讓他們幫我以舊換新就好了。
但是，南寧的親戚跑了好幾趟，不行，非得重新走一遍程序，還說最好是本人來辦，不然還得做個公證，弄個代理才行，聽著腦袋都大。我決定還是親自去辦好了。
這個證明的過程簡直太絕了。單位要我去辦這個證明是為了核實我未婚未育，但是街道辦卻要單位先開一個證明說我未婚未育。真是一個深奧的哲學問題。于是我趁著到廣州開年會，開了證明，年會結束后，去往南寧。
街道辦的大嬸好像跟你有仇似的，上來就大吼著說材料缺這缺那的，其中，單位的證明還不能直接證明我未婚未育，還得讓我到戶口所在的人才市場開證明才 行。我于是拿著單位的證明到人才市場去。人才市場的工作人員拿著我的證明，很嚴肅地問我：你為什么要開這個證明？我一下就懵了，說：我也不知道為什么要開 這個證明。工作人員說：你不知道為什么要開這個證明為什么還來這開證明。我說：他們讓我來這開證明我就來這開證明！我實在是生氣了，工作人員不再問，給我 簽了字，蓋了章。
拿到證件后，我突然想，到底是誰證明了我未婚未育呢？我發現，這其實就是一個圈，一幫人在畫圈圈玩，好無聊。
西藏是我家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楊瀟
最近常想起一本書，扎西次仁老先生口述、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西藏是我家》。
扎西次仁1930年出生于南木林縣一個小山村，10歲時被選為噶廈宮廷舞樂團的隊員，來到拉薩。1950年代，他輾轉印度、美國求學，1960年 代，他決意回到中國，“西藏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觀念或一種抽象的詞語，那是一個地方——我的家。那里的山脈、河流、多石的景色，以及村莊，都是我孩提時代 就認識了的。”
回國后，他歷經磨難，1980年代初才真正回到家鄉西藏，并在那里興辦教育。他還曾任政協委員，他說自己最關心兩個問題：藏語教學和西藏現代化。兩 年多前我去拉薩時拜訪了老先生，那時他還在編寫英藏漢對照詞典，“每天5點多起床，要是頭天晚上沒睡好，就啜一小口威士忌，擦擦臉，繼續。”我說我想寫寫 他，他擺擺手，說不用急，讓我先多看看他的資料，又提醒我，“寫一個故事，要公正合理，不屈于哪一種政見、宗教或者社會團體。我是獨立的人，許多想法是超 然的。”
正如他的口述一樣，他的觀點持平，并未滑向哪頭，盡管如此，我們談起一些事情，他也不免嘆氣。“我知道我只有能力解決一部分小問題，重大問題我管不了，”他說，“我相信在中央各機關里，有很多好人和聰明人，那些不是太左的人，應該都是我們（解決問題）最堅實的基礎。”
不知老先生是否一切都好，我很慚愧，那個故事一直沒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