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季的國度

見過昂山素季的一些人會產生疑問，她的內心是否太過堅硬？據說她的長子亞歷山大對母親犧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滿，而刻薄的批評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執地堅持“民主圣戰（democrac yjihad）”。我也懷疑在她優雅的舉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隱藏著多少無法言說的遺憾和悲傷，但我又懷疑，也許我們的懷疑，僅僅是因為我們走不到她的層次，沒有能力去理解她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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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底的一個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場茶聚臨近結束，仍不斷有年輕人過來和她談話或者合影。她依舊頭戴鮮花，向每一個人微笑。這次是兩朵黃玫瑰，照例是從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歲了，身形保持得極好，因為化了淡妝，臉上原有的一點點陰影也消失不見，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著她的年齡——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當她看著你時，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陽光剛剛好，茵雅湖上吹來小風，草坪邊有張桌子，上面擺著菠蘿汁和各式甜點，有人先離開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繼續聊天。“那是緬甸現在最紅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遠遠地指著一個女孩告訴我，“那邊，是本地很有名的一個電影演員。”

不知此景是否讓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離開英國23年以后，這并非常見的場合。僅僅在一年多以前，這還是一塊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當時處于軟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敏感詞。有一段時間，軍政府甚至不允許人民說出“素季”這個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稱她為“夫人”。“兩年前，這些明星不可能來見她，”這次聚會的組織者Myo Yan Naung Thein說，“他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現在不同了，人們迫不及待地要表現出他們對夫人的支持。”

“你覺得他們是真心的嗎？”我問。

“我知道他們是真心的，正如他們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樣。你能從他們的眼睛里看出來，那種眼神和他們見到丹瑞大將時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把夫人團團圍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現在的新總統，也得不到這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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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乘出租車前往“夫人”住處的，出發前，一位華人朋友建議我們離開酒店后再打車，我們也覺得有必要防止“眼線”——出于切身的體驗，中國人乃至華人好像對“解凍”這類的事情總是抱有更多的謹慎。上車后，我對司機說“昂山素季家”，他應了聲“OK”，踩油門出發。在緬甸，每個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雖然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被告知經過這里時不得減速、不得張望。15分鐘后，我們到達大學道54號，司機猛打方向盤，拐出一個巨大U形后停在目的地門口——以前，掉頭在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緬甸舉行了20年來首次全國大選，選后一周，政府釋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國家權力移交給議會任命的文官政府，統治緬甸多年的丹瑞將軍退居幕后?？偨y吳登盛上臺之初宣布將要推行民主，但動作寥寥，“于是我們都很悲觀，”緬甸一家新聞周報的主編U Thiha Saw說，“然后到了8月19日，總統突然會見了昂山素季，這讓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鏡：發生了什么？”

這次會面成為緬甸的U形拐點，自此以后，作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個禁忌，她的頭像開始出現在媒體頭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體對她和NLD（全國民主聯盟，昂山素季領導的反對派政黨）持續20年的攻擊也偃旗息鼓。

“報紙注冊與檢查司”仍然存在，所有報紙在付印前仍須將版面大樣交由他們審查，但審查標準卻大大放寬了。U Thiha Saw的報紙翻譯了著名緬裔學者吳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體”談緬甸改革的對話錄，居然得以全文發表，“審查部門只改了幾個小地方，其中一個要求是將‘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處則是將‘軍事獨裁統治’改成‘獨裁統治’。”

市場化的報章呼吁繼續改革，甚至呼吁釋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們是從‘為了國家好’這樣的基調來談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發表。”不止一個記者這樣告訴我。

“媒體也在不斷地試水，看看底線到底在哪里。”一位資深媒體人說，“有媒體不送審就發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瘍善谥惖男土P。”

2012年1月，吳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對《華盛頓郵報》記者說，“人民希望國家保持和平穩定，實現經濟發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與阿拉伯世界的變局有關。“丹瑞將軍不希望看到兩種情況，”人權活動家Myo Yan Naung Thein說，“第一種情況，繼任者也是獨裁者，這樣他會忌憚前任影響力并伺機清算；第二種情況，被革命推翻。兩種情況都會威脅到他的性命。”

在吳丹敏看來，緬甸政改的動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體制里，總統、議會、地方政府、軍隊等機構分享權力，每一方都設法尋求變化，這給了社會更多空間；其二是總統及其他有改革思維官員的決心，他們相信，緬甸的現狀難以為繼，必須找到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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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英文報紙The Myanmar Times（緬甸時報）的編輯部里，我見到了一份從審查部門送回來的大樣，那是名為《Hope Rules》（或可譯作“希望引領人民”）的大選一周年特刊，回顧了緬甸社會的各種變化。壓題照片被劃上了一個紅叉，一位編輯說，“可能是因為我們用了民眾抗議的照片。”而一篇名為《為什么緬甸改革會令越南心焦》的評論則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擔心影響兩國關系吧……”編輯猜測。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一整版的重頭文章《緬甸：過去、現在和未來》，事實上，這里只有一處改動：五張配圖（從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將軍、奈溫將軍、丹瑞將軍、吳登盛、昂山素季）最右邊的那張上面打了個紅叉——看起來，他們并不認為昂山素季就代表著“未來”，雖然他們承認素季的父親昂山將軍創造了“過去”。

1941年，26歲的學生運動領袖昂山帶領包括奈溫在內的所謂“三十志士”出國接受日軍培訓，冀望在緬甸發起暴動以推翻英國殖民統治，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緬甸獨立軍的核心。后來日軍進入緬甸，緬甸人發現日人統治比英人更殘暴，將士們遂又轉向聯英抗日，“（當初聯日）并非因為我們有贊成法西斯的傾向，而是因為我們的愚直失策和小資產階級的膽怯。”昂山后來承認。

1947年，兩歲的昂山素季（中）和父母與兩個哥哥合影

“二戰”結束后的1947年年初，經過談判，昂山與英國首相簽訂了保證緬甸在一年內完全獨立的“昂山-艾德禮協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臨時政府總理，但3個月后，他與6名閣僚在仰光被暗殺，時年32歲，留下兩個兒子和兩歲的女兒素季。

1972年，倫敦，新婚的昂山素季和丈夫邁克•阿里斯

昂山可謂緬甸國父，又是緬甸軍隊的創立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緬甸軍政府把他視作一個愛國主義的圖騰，仰光最大的市場、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體育場都以他命名，在愛國教育和宣傳下，昂山將軍幾乎受到所有人的愛戴——而當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兒回國后，這一點便成了軍政府的大麻煩。

1991年，昂山素季的兩個兒子代領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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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為對父親所創軍隊的感情，又或許因為在海外生活了太長時間，早期的昂山素季把愛國主義放在了自由主義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結集出版改名為《吾國與吾民》）中，她回避了內戰問題，把克欽、克倫、撣邦這些少數民族地區單單描繪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章中直接批評奈溫的獨裁，“在軍政府的統治下，緬甸成為BSSP（社會主義綱領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他政黨都被取締，限制民眾政治自由的舉措是出于維護政府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

1962年3月2日，奈溫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文官政府。奈溫早年隨昂山接受日本軍部培訓時即養成了對政黨政治的厭惡，他解散了議會，宣布要建立“緬甸式的社會主義”，這一意識形態自稱融合了馬列主義、佛教和緬甸傳統，實際上把緬甸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執政后這位將軍的喜怒無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車輛必須靠右行駛（緬甸曾是英國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駛原則）。于是時至今日人們仍會在仰光街頭看到這般怪現狀：司機在右邊駕駛著各種日本報廢車，紛紛靠馬路右側行駛。

不過真正把緬甸拖入深淵的是奈溫災難性的國有化及鎖國政策，很多企業和銀行（包括中國銀行）被無條件收歸國有，大量國外的教育、交流機構被驅逐出境，緬甸錯過了世界經濟起飛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東南亞的明珠”落入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之列，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細節是，在1960年代之前，從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須經由仰光轉機，而現在，情況反過來了。

仰光大學道54號，昂山素季住宅，她曾多年被軟禁于此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昂山素季的家中懸掛著父親昂山將軍的巨幅畫像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親病重的電話后，昂山素季經由曼谷飛抵仰光。這是她1960年以來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國，過去的28年里，她求學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學士學位，短暫任職于紐約聯合國總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與英國學者。藏學專家邁克•阿里斯結婚，此后多數時間她與丈夫生活在牛津，吳丹敏在一本書里回顧了1984年春天拜訪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氣很好很暖和，他們家磚砌的花園里開滿了鮮花，我們聊牛津最近上映的電影，邁克悠閑地吸著煙斗，兩個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講話彬彬有禮，甚至帶著點學究氣，她鼓勵我來英格蘭讀博士學位，鼓勵我也一起來研究緬甸歷史。”如果說那時昂山素季希望為祖國做點什么的話，除了研究緬甸歷史和文學，無外乎為它建一座圖書館，或者推動一項交換學習項目等等。

但這一年發生的學生運動改變了所有人的軌跡。

6月底，知道母親將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決定回到大學道54號的家中，陪母親度過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兩個兒子也從英國趕來，陪她最后一程。因為要照顧母親，昂山素季始終和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保持著距離，但這并不能阻止學生、記者、律師、藝術家以及被奈溫罷黜的改革派軍官絡繹不絕地前往拜訪，他們希望國父的女兒能夠站出來領導緬甸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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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道54號外面的圍墻、鐵絲網和鐵門都有明顯翻新的痕跡，我敲響鐵門，對著一扇小窗報出名字。門開了，3個看上去有些靦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區。旁邊臺階上，一只拴住的小獵犬好奇地看著我這陌生人，我認出了這只“全緬甸最著名的狗兒”——2010年11月昂山素季獲釋時，小兒子金送給她的禮物。

院落不算小，進門左側是幾片被鮮花環繞的草坪，再過去是一棟兩層的白色小樓，看上去有些陳舊，和仰光市區那些“擺在特拉法加廣場也不顯突兀”（Lonely Planet 語）的殖民時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運動的精神中樞，也是后來昂山素季被軟禁或者半軟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個夏天，奈溫警告游行的民眾：“如果軍隊開槍，他們一定會擊中目標。不會有朝天鳴槍。”8月8日，后來在緬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記載為“8-8-88”的日子，軍隊果真向游行人群開槍，數千人被殺，舉世震驚。

“當我最初下決心參加民主運動時，更多的是出于責任感，”昂山素季后來接受采訪時說，“但同時，我的這種責任感和我對父親的愛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廣場上，昂山素季發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講，“我們需要第二次獨立斗爭。”她宣布。一個月后，她聯合其他幾位支持民主的軍官成立了全國民主聯盟（NLD），并開始在緬甸全國發表演講，倡導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來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這里爭取民眾，以非暴力抗爭繼續挑戰軍政府底線。“我不認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當然，我是個佛教徒……但我反對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會形成仰仗武力改變政局的不良傳統。”

一隊士兵攔住了他們，領隊的士官警告他們：“不許再前進了。”

“讓我們過去。”面對來復槍，昂山素季回答，她繼續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們就開槍了。”昂山素季沒有停下腳步，就在這時，一個更高級別的士官趕到，下令不得開槍。

這一次，勇氣贏了。

清早曼德勒街頭的市井生活。行駛的報廢車輛癱瘓在路中間是常見景象，司機和乘客對此習以為常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或許她希望著，這樣的事情會在全國不斷發生，‘第二次獨立斗爭’也會這樣展開，經過和平與堅定的抗爭，NLD終會取勝，軍隊終會奇跡般地退讓。”吳丹敏寫道，“悲哀的是，這樣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過。”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軍政府軟禁，NLD核心成員也多被逮捕。1990年，軍政府同意舉行大選，以為可以輕松獲勝來獲得執政合法性，結果卻是NLD贏得了485個議席中的392個，他們甚至拿下了軍隊人口占多數的仰光Dagon區。顯而易見，不少士兵和他們的家屬把選票投給了反對黨。

但是軍政府拒不承認大選結果，“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能以和平和穩定的方式治理國家的組織。一個國家不像蔬菜那樣便宜，我們不能交權。”丹瑞大將說。

因為被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系方式，昂山素季通過BBC廣播才知道NLD贏得大選及軍政府拒絕交權。她在一樓墻壁上貼滿了甘地、尼赫魯以及她父親的語錄以示抗議，負責守衛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說話——他們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談論政治”——但昂山素季會不停地跟他們說話，朝他們微笑，詢問他們家庭的情況，跟他們開開玩笑，而對他們來說，一旦跟昂山素季說話，就要被替換掉。結果是，沒有一個守衛能在大學道54號干得長久。

1991年，軟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暴力是它自己最難纏的敵人，不懼則是和它對抗最厲害的武器。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親一樣成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動的勇氣是一個重要因素。”諾獎委員會主席在致辭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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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訪了不少當地的學者、媒體人和NGO負責人，對于眼下的變革，他們紛紛給出謹慎的評價，可是往往難掩興奮，“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沒法接受你的采訪，”幾乎每個人都會笑著說句類似這樣的話。

2011年年初緬甸議會開幕的時候（21年來的頭一次），659名議員被領入新首都內比都寶塔狀的議會建筑，一連幾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機和電郵，記者也不得去內比都采訪。但是到了8月份，議會第二次會議開幕時，他們開始邀請國內外媒體。“本以為它是個橡皮圖章，”U Thiha Saw說，“軍方擁有議會25%的固定議席，我們去之前以為會有軍隊高層代表，結果發現多數都是年輕的軍官，微笑著坐在那里，很少參與討論，我覺得他們在那里只是為了維持憲法，因為要修憲，你必須有75%以上的議員同意……但其他非軍方議員討論得非常熱烈，我記得有一次能源部長面對質詢時說，我們在緬北有足夠的發電能力，所以才會向中國供電。立刻就有兩位來自密支那的議員站起來反駁他：你說的供電充足是什么意思？我們那邊就經常停電！”

“這時我們才注意到，這兩位議員居然都來自執政黨！”U Thiha Saw笑著說，“這是件好事，有一點真正議會的樣子了。”

門似乎正在打開，哪怕只是一條縫，透進來的陽光已經夠讓人高興和自豪了，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幾天，我也被這種樂觀的情緒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個緬甸記者朋友的妻子，27歲，娃娃臉，我和她丈夫聊天時，她就在一邊聽著。到了最后，她有點不好意思地問我：“你對政治犯感興趣嗎？”

“你認識他們嗎？”我隨口應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頓了一下，說，“其實我也是政治犯。”

很難形容當時的感覺，好像是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熱帶國家物產豐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眾臉上永恒的無欲與滿足，又好像是你潛入這座城市平靜的水下，發現那里滿是巨大而堅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颶風納爾吉斯襲擊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這場百年來最大的自然災害造成了約14萬人死亡，而緬甸軍政府卻反應遲緩，在一周以后才開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時剛畢業兩年的Eaint去災區采訪，因為看到無人救援的場景，想辦法聯系到聯合國一個辦事處，請求他們“救救災民”。就這樣，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兩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釋放。

緬甸政府已經釋放了數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緬甸政府又釋放651名政治犯?！对诰挼閷ふ見W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in Burma）的作者Emma Larkin說，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這樣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問昂山素季——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說過，當你第一次被軟禁時，非常思念遠在英格蘭的丈夫和孩子，最終，你意識到這樣做沒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這一點呢？”“大多數政治犯都會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為一件你根本沒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沒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會告訴你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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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大學道54號已徹底與世隔絕，“我以為他們會關掉某個總開關，以切斷我們的對外聯系，結果沒有，他們是直接拿著剪刀來我們家把電話線剪斷并帶走的，我們都覺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說。

“人們總喜歡把事情戲劇化，對于那些被突然帶走投入監獄的人，會比較震驚，但我只是繼續在這座房子里過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說，自己和家人都是務實的人，不想把生活“變成電視劇”。

如果說軟禁給昂山素季帶來什么真正的變化，就是她開始了自己的修行——在這個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國家，很多政治犯選擇以坐禪的方式度過漫長的獄中歲月。阿里斯帶給她不少關于佛教的書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師班迪達西亞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In This Very Life），這本書對她影響頗大。“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習慣，修行強化了我的信念：堅持正確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時候你必須通過發展覺知來控制你的思維，這種覺知會進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認自己的脾氣不太好，緬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憶佐證了這一點：“她有時會失去控制，做一些緬甸女人不應該做的事情。有一次我們開會，她看見會議室里掛著奈溫將軍的頭像，就變得非常生氣，然后大聲說：一個劊子手的頭像不應該掛在這里。接著她就跳上桌子，把畫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與會者都比她年長，我們都被她的行為驚呆了。”

“修行對我幫助很大，”她說，“我不像以前那樣容易生氣了。當然有時還會發怒，我受不了偽善的人。但當我生氣時，我會覺知到這一點，然后我對自己說，我生氣了，我生氣了，于是我就能把這種情緒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內。”

“我是一個嘗試者，永不放棄試著成為更好的人。”與在緬甸出家的美國記者Alan Clements長談時她曾說。“我把自己看作不斷變化的過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這一過程前后都連著因果。”

軟禁期間，她每天4點半準時起床，禪修后聽一會兒廣播，接著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飯、彈鋼琴，整個白天她會用來閱讀和做家務，期間穿插著收聽BBC、VOA或者DVB（流亡媒體“緬甸民主之聲”）的新聞，直到現在她都不看電視，“她說看電視時做不了別的，有罪惡感。”U Htin Kyaw告訴我。

當昂山素季用修行發展覺知的時候，在茵雅湖對岸，退休的奈溫也在修行中尋找平靜。李光耀在自傳中記述了與奈溫的幾次見面：1994年，奈溫狀況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說自己在鎮壓了1988年的運動后精神頗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氣色好了許多，他說，自己每天花很長的時間靜默修煉，再不為任何事情操心，“將軍們來問建議，他說，讓他們走吧。”

2002年，奈溫去世，官方媒體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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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禁頭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著通郵，阿里斯也會寄一些包裹給她，里面會有相關機構捐給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書》等等。當這些包裹經過英國大使館轉往大學道54號時，軍方會將其開包檢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勞動者日報》（官方報紙《緬甸新光報》的前身）就會出現一篇諷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緬甸人民都還吃不飽飯，這個時髦的西方女人卻在過著這種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開始拒收包裹和信件，“這是一種抗議，”她后來解釋說，“軍政府認為讓我通郵是一個恩惠，但那是我的權利，我不接受他們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認為他們也無權軟禁我一年以上。”

結果她被軟禁了6年才重獲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們獲準飛往仰光，一家人短暫團圓。也差不多是這一年，Alan Clements問起她，對于那些陷入苦難與絕望的人們，如何為他們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個人失去了自己的最愛，我相信，人們應該讓他（她）說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傷情緒，但同時也應該鼓勵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說。那時她大概不會想到，1995年的團聚是她最后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檢查出癌癥晚期，得知自己時日無多，他開始向緬甸政府申請簽證，希望和妻子見最后一面，但屢遭拒絕。英國外交部試圖從中斡旋，但緬甸政府不為所動，或許他們是擔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或許他們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讓這個令他們頭疼的女人主動離開自己的國家——但昂山素季決定留下，因為一旦離開，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絕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著通話，即使電話屢屢被掐斷。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講述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當我見到邁克的雙胞胎弟弟安東尼時，他告訴了我一件他從未對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說，當素季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與邁克相見時，她穿上了他最喜愛顏色的衣服，在頭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國大使館。在那里她錄制了一段告別的視頻，她說，他對她的愛是她堅持下去的動力。這段視頻后來被偷偷帶出緬甸，等它到達牛津時，邁克已經在兩天前去世了。”

見過昂山素季的一些人會產生疑問，她的內心是否太過堅硬？據說她的長子亞歷山大對母親犧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滿，而刻薄的批評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執地堅持“民主圣戰（democrac yjihad）”。我也懷疑在她優雅的舉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隱藏著多少無法言說的遺憾和悲傷，但我又懷疑，也許我們的懷疑，僅僅是因為我們走不到她的層次，沒有能力去理解她罷了。

我記得她曾談到英國女作家喬治•愛略特的小說《米德爾馬契》，男主人公利德蓋特醫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劇，“他對妻子感到失望，擔心自己無法再好好愛她。我當時還很困惑，難道他不更應該擔心妻子不愛他才是嗎？……后來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愛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敗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她說，“我發現了慈愛（loving-kindness）的價值，只有敵意才會讓你產生恐懼……我不會憎恨軟禁我的人，如果你對別人總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們就傷害不了你，也嚇不倒你。如果你對別人沒有了愛，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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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D狹小的總部在仰光市區以北，兩層樓，光線昏暗，看上去就是一個修車鋪的規模。U Hla Min，這兒的辦公室主管、一個和善的老人家領著我參觀了一層。

緬甸民盟總部，簡陋得就像路邊不起眼的修車鋪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緬甸民盟總部，大部分成員年紀都比較大，發展年輕人加入是其面臨的任務之一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進門左側是接待處，也是個小型吧臺和“圖書館”，接著是樓梯，有門衛把守，高層多在樓上辦公。右側是紀念品中心，售賣印有昂山父女頭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婦女中心、農民與童子軍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輔助中心，說是“中心”，不過是一到兩張桌子而已，整個房間估計不超過150平米。再往前是幾排桌椅，平時人們在這里吃飯，當需要召開發布會時它就成了記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務，每個月補助他們5000基亞，相當于四十多塊錢，還為他們提供所需的食品、藥品、書籍和衣物，由家屬探監時帶進去。

“經過軍政府多年的打壓，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數人年紀很大了，他們不明白，推動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議題為本（issue-based），”一位自稱不是昂山素季粉絲的NGO負責人告訴我，“他們現在也在改變，包括昂山素季也越來越認識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會可做的事情還有很多。當她了解得越多，她也會變得愈加務實。”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冊，這意味這個緬甸最大的（也幾乎是唯一的）反對黨重新加入政治進程。幾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將參加議會補選，有人覺得她去競選議員是自降身份，她說，“從政之人不應考慮個人榮辱得失。”

2011年11月25日，仰光昂山素季家中，一場茶聚結束后，仍然不斷有年輕人過來和她交談或者合影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補選有40-50個議席，即便NLD全部當選，也是議會的少數派，”U Thiha Saw說，“但他們可以聯合議會內的改革派，成為推動改革的動力。”

“她能影響別人，她需要的只是一個小小的合法的平臺，小小的制度內的權力，和她巨大的影響力結合起來，那就是原子彈。”Myo Yan Naung Thein說，“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為自己會終老于監獄，夫人也會在軟禁中去世，不能為這個國家做任何事情。”

但緬甸的未來并不僅僅取決于政治改革，這個國家糟糕的銀行系統、延續多年的兩套匯率仍令投資者感到畏懼；少數民族地區的沖突和解看起來還是遙遙無期；中美印等國在這一地區的博弈，也都將影響它的轉型進程——如果我們相信它已經上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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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對外界批評的回應，NLD總部一層最里面唯一的小單間留給了年輕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齡更年輕，“發展年輕人進入NLD，重點是要驅散他們心中的恐懼，我會告訴他們，你是一個自由的人，你要創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帶恐懼地死去。”

昂山素季家中，三名志愿工作人員，他們都曾是政治犯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紹說，在2007年以前，緬甸的年輕人上網也就是聊天和娛樂，而當年僧侶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輕僧人，這也激活了緬甸的年輕網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認為，那些擁護民主的年輕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們都浮現出來，”一位為國際媒體工作的老記者告訴我，“這時我們才發現，原來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緬甸網絡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網民數量增速極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個新聞社，發布緬甸改革的相關訊息。“我們的稿子不用送審，”他們驕傲地說。

昂山素季剛被釋放時，面對那些舉著手機對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識地往后退了一下。她從未用過手機，有人讓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兒子金通話時，她都不敢確信這個小玩意兒真的可以把人與人連結起來，她甚至不知道應該對著哪里講話。世界已經變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軟禁時，這個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機還不夠普及，更沒有發展成一個幾乎無所不能的移動終端。而現在，互聯網與互聯網一代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或許也將包括緬甸。在許多場合，她都說，這一年來最高興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到運動中來。

她重新變得忙碌起來，和1995年首次被釋放時一樣，每天要見大量的人，參加各種活動，整個下午用來讀書已成奢望，但或許在某個不用忙碌的晚上，她會靜靜地坐在屋子里反觀自己——也和1995年一樣，“一切總在變幻，你也同時在躁動的外界和寧靜的內心這兩個世界里生活。”

其實她從未改變，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堅持的，相信非暴力的價值，相信愛與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權的更迭更重要，她還是反復地說，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難比起來，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離開大學道54號時已是黃昏，經過門口時，小狗沖我吼了幾聲，一個人牽著它往兩層小樓處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時間了。”這時我才知道，那3個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們志愿在這里為昂山素季工作。

鐵門在我們身后關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會踩在桌子上，出現在這扇鐵門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眾發表演說，或者回答他們的提問。那時緬甸的民主運動正處在低潮，更多的人忙著出國或者掙錢，有時參加集會的只有寥寥數百人，這其中還有不少是外國觀光客，但她堅持了下來。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問她：你是不是有點過時了？

昂山素季回答說：“談論道德、對與錯、愛與慈悲這些東西，如今被認為是過時的行為，不是嗎？但說到底，這個世界是圓的，也許什么時候好多事情要重新來過，也許到那時，我就又走在時代前面了。”

（參考資料：AlanClements,“TheVoiceofHope,AungSanSuuKyi”;JustinWintle,“PerfectHostage”;ThantMyint-U,“TheRiverofLostFootsteps”;KyawYinHlaing,“DawAungSanSuuKyi:ABurmeseDissidentDemocrat”;BrookLamer,“LandofShadows”;臺譯《翁山蘇姬：來自緬甸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