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毅的運河保衛戰

在儀征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彭毅，決定放手一搏。即使魚死網破，他也非要用這些別人眼里的“爛木頭”，為儀征在大運河申遺中爭個“名分”

“對于儀征來說，這里相當于遼沈戰役的錦州。”江蘇儀征市東北的施工工地上，水利局員工彭毅指著地圖上自己標出的一個紅色標記，興奮得像個準備決戰的將軍。

不遠處，儀揚河畔，淘寶人一鍬鍬掘著河底露出的淤泥，各式各樣的瓷片很快裝滿了一袋。早些時候，隨著幾項工程的施工，“儀征有寶貝”的消息已經在南京、揚州兩地傳開，不時有“專業化”的淘寶團隊到來。

彭毅將撿來的瓷器，擺開在古董店門前，誓要證明其中有宋代的東西。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劉洋碩/圖）

彭毅知道儀征真正值錢的并非那些瓷片、陶碗。這片土地埋藏著更有價值的“寶貝”——一條古運河道，宋、明兩套船閘——它們對于正在進行的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有著非凡的意義”。

他的判斷依據是，2011年12月18日，當地在儀揚河水利工程中，一排整齊的古代木樁被施工隊挖了出來，瓷片也隨地可見。彭毅斷定，這些木樁正是他尋找了多年的宋代真州復閘遺跡（儀征古稱真州）之一。

結果，儀征考古隊并沒有開展正式的考古挖掘，只在不破壞施工現場的情況下，于2.5米地溝內草草清理出了兩件宋代瓷瓶。而且，考古隊還是打著彭毅的旗號，與施工方交涉，爭取到3天“考古”時間。

彭毅有些憤怒，“這工地正是宋、明兩套船閘交匯的‘咽喉’要地。”在儀征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他，決定放手一搏，要用這些別人眼里的“爛木頭”，為儀征在大運河的申遺中爭個名分。

一個小人物的努力

在儀揚河水利工程重新開工那天，彭毅按照單位領導的要求留在了水利局。他為此內疚了好幾天。他覺得，正是因為自己沒有守在現場，施工方才得以用水泥將挖出來的古代木樁掩蓋。

“我對不起真州閘，但我對得起水利局了。”重新談起此事，彭毅一改一貫的桀驁不馴，聲音突然變得低沉，“我覺得，我們應該給子孫后代留下點東西。”為了這句話，他已經“打”了3年“硬仗”。

在過去的日子里，他每天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根據一份份史料、一張張古地圖，穿梭在儀征的大小街道，尋找每一處船閘曾經的所在。家中院墻外，被他堆滿了四處買來的古閘石料，而院中擺滿的盆景卻大都已經破敗。早些年，他還甚愛那些花草、玩物，但自從跟古船閘較上了勁，就再也沒工夫伺候這些寶貝。

3年里，建筑工地上每挖出一塊古磚石，他都要花上10塊錢買下。后來，家中實在沒有地方，他就每塊再多花上30塊錢，雇車把石頭運到鄉下的朋友家里。買石頭、找史料、雇人工、跑文物部門……為了那些早已看不到的古船閘，彭毅前后花費十幾萬元。他喜歡把這一切都比作“戰斗”。有時候，他覺得自己真就是遼沈戰場上的林彪，“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陣地’。

3年的研究、探尋，讓彭毅堅信：儀征地下，一定仍埋著宋代真州復閘和古河道的遺跡。倘若喝上點酒，他干脆鬧著要雇臺挖掘機，“明天倒要給你挖開看看，底下到底有沒有宋代的東西。”

“宋代”，是令他激動的字眼。他時?；孟胨螘r儀揚運河上的“艫尾連翩萬斛舟”。在宋以前，長江與運河之間的水位差，一直是困擾運河漕運的難題，直到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儀征修建了由潮閘、清江閘、腰閘組成的真州復閘。

在彭毅看來，真州閘不僅是大運河的見證，而且其水工技術是大運河最典型的代表。他時常向新來的朋友念叨，“真州閘建成347年后，荷蘭才出現歐洲最早的復閘”，“復閘的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壩等水利工程上使用”……

“被遺忘”的古閘

為了生活而忙碌的人們，很少有人注意到“真州復閘”——直到彭毅的研究成果被媒體報道，儀征市檔案局的人才給他打來電話，問他宋代的水利圖到底是在哪里查到的。這時，他才意識到，申遺之初，相關部門并未意識到真州閘的價值與存在。

2007年，國家文物局宣布揚州為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的牽頭城市，并在揚州設立了中國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下稱“申遺辦”），三十幾個城市就大運河保護規劃的編制與申遺達成了“揚州共識”。

然而，大運河是特殊文化遺產，怎么做規劃，國內未有先例。

2008年秋，大運河沿岸三十幾個地級市層面的保護規劃完成。這年9月，彭毅看到《揚州晚報》說，“揚州市已初步選出五個運河遺產申報點”，儀征段正是其中之一。不過，讓他奇怪的是，那篇報道并未提及真州閘。

“因為研究不夠，在制定規劃的時候，專家組并不知道哪些需要保護，所以只能依靠地方的力量。”作為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專家組成員，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光亞坦言，揚州方面研究的切入點與申遺專家組并不太一樣。

朱光亞認為，揚州相關部門當時只把“地上能看到的東西”納入到了保護范圍，而在他看來，“如果我們要申遺成功，我們就要告訴國外的專家們：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復閘’在這。雖然我們地上看不到了，但是地下還在。”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早最輝煌的古船閘到底埋在哪里？

2009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彭毅在保護儀征最后老街區的過程中聽說，因為當地一個名為“一河兩岸”的形象工程，城東的一座小學同樣面臨拆遷，而這所小學下面，正是明代的船閘遺跡。

此后幾個月，他查了歷代水利文獻，并配合實地考察，最終畫出了明代四閘的分布圖，從而推斷，宋代的真州閘應該就在附近。后來，他對比“一河兩岸”工程的規劃圖，發現工程如果按計劃施工，古運河道將被攔腰截斷，明代的通濟閘危在旦夕。

2009年11月3日，彭毅將自己的第一封舉報信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了上海的文保專家阮儀三。為了吸引專家注意，他一口氣在標題上寫了46個字：《來自基層的大運河緊急情況——至少已有1600多年古運河通江運口幸存的閘道面臨徹底毀滅！古運河在永別》。

彭毅的舉報信起到了效果，半個月后，申遺辦派人來到儀征查看情況。彭毅記得很清楚，“那天是儀征2009年的第一場雪。”

“一邊在申遺，一邊在填埋”

2009年12月13日，彭毅把告急信寄到了江蘇省副省長曹衛星的辦公室。為了防備不測，他特意坐了一百多公里的長途車，將信帶到南京寄出。幾天后，副省長的批文順利轉達揚州。

此后，他又“分兵多路”，想盡一切辦法，把材料送到不同的專家手里。

淘寶人挖出的“宋代韓瓶” 

讓人沮喪的是，彭毅的這些努力，并未取得任何成效，幾個月后，儀征當地“一河兩岸”工程北端道路開始正式施工，并向著通濟閘方向推進。

在過去的長時間里，大運河的破壞時常發生，甚至在申遺工作開始之后，許多運河城市建起了不倫不類的運河廣場；房地產商則借著申遺建起了“運河人家”、“運河家園”……申遺單位曾請來國際專家提前進行過一次考察，對方對此十分不滿。

不久后，通濟閘北邊的明閘響水閘處也開始動工，一臺推土機和一臺挖掘機正在填埋排砂彎道河床。彭毅憋不住了，他在網絡上義憤填膺地寫下《大運河一邊在申遺，一邊在填埋》。

直到施工被儀征文化局叫停，彭毅才知道，這里即將建設一個五星級酒店配套工程。于是他一個人跑到北京、南京，向國家文物局和兩地的文物專家反映情況。在南京，他見到了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專家組成員、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光亞，后來彭毅把朱稱為他最信任的專家。

古閘的價值已經逐漸成為共識，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彭毅的“紙上談兵”，古船閘是否還有遺存，成了最大的爭議。在對通濟閘進行了簡短的現場勘查后，2010年11月24日，揚州考古人員對外宣布：除了沖出兩枚地丁外，“沒有發現”。

揚州考古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隊員稱，他們在現場只發現了“幾根木樁”、“幾塊石頭”，并沒有開展正式的考古發掘。他們覺得，彭毅“古閘仍在地下”的說法并不可靠，很多船閘已經在“文革”前后被毀，“開展考古只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就在考古隊宣布結果的同一天，儀征當地“一河兩岸”的景觀河工程開工，各種重型機械開始進場，古運河堤岸的樹木遭到大量砍伐。結果，沒幾天，挖掘機在通濟閘北堤挖出了證明古船閘的標志性物件擺首石。兩天后，響水閘又挖出兩塊閘石。

按照彭毅的說法，儀征的考古人員只是用工地上的挖掘機進行了“考古”，這無疑會對遺跡造成破壞。后來挖出來的石塊越來越多，有些石塊上還有白色粘合劑（石灰和糯米）。為了防止它們被文物販子偷走，那段時間，彭毅每天花上100塊錢雇人在現場看守，后來干脆自己把它們買下拉走。

很多人都覺得彭毅這是在跟政府工程較勁。

水利局的領導勸他，城東新區建設是儀征的重點項目，你以為你一人就能改變一個班子的決定？一位政協的領導也找他談話，讓他不要影響儀征的投資環境。那一刻，彭毅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了：“申遺如果成功了，犧牲一個儀征又怎樣？”

這一年，彭毅度過了一個最難熬的冬天。他給一位長期關注大運河申遺的北京記者一次次發去材料，卻再也得不到回復。那個元旦的晚上，他聽著刀郎的《映山紅》，給對方又發去了一條短信，“寒冬臘月喲盼春風。”

彭毅的努力終于沒有白費。

2011年1月28日，朱光亞教授向國家文物局提出，“將儀征補充進大運河申遺保護規劃范圍”。十多天后，教授從南京來到了儀征，隨即要求當地召開專家論證會，對于儀征古運河的地位和古閘保護進行深入討論，落實古閘的“名分”。

朱光亞期望的專家會最終未能開成，“專家們覺得很重要，但儀征那邊似乎不是很積極。”

無奈，朱光亞只能給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副司長陸瓊寫信訴苦。后來，他聽說這位副司長曾在其他場合提及此事。“他也很為難，因為屬地管理，國家文物局不能向儀征市直接發號施令。”

12月23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張廷皓在揚州參加專家會后表示，儀征是否能重新被列入遺產點“目前仍不清晰”，因為真州閘的遺存仍然存在爭議。這讓彭毅非常不高興。

彭毅覺得，這個真相未明的時候，正是開展考古工作的最佳時機。但他認定的兩處宋代船閘遺址，一處正待建別墅，另一處則規劃為了商品樓，拆遷已經完成。而且，儀征方面已經將原來的道路穿越方案改為架橋跨越。五星級酒店的規劃則向后退了30米。

彭毅認為“讓步”遠遠不夠。此時，距江蘇省副省長曹衛星批示已經過去了一年時間，通濟閘周邊的環境早已遭到破壞，而架橋穿越方案也沒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此外，五星級酒店為響水閘河道退讓的30米，也遠遠達不到標準。

于是，在政府眼中，彭毅成了個“搗亂分子”，專家們卻覺得他難能可貴。在寫給陸瓊的信里，朱光亞寫道：“我感覺最悲哀的是，在整個大運河申遺的過程中，我們本希望能推動一場民間的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但我們看來看去，民間的人士只有孤苦伶仃的一個彭毅在奮斗。這比我們申遺不成功更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