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質疑還是圍獵狂歡

1935年，25歲的當紅女明星阮玲玉用毒藥和一句“人言可畏”告別人世，27年后，她的美國同行、36歲的瑪麗蓮·夢露也莫名自殺（亦有政治謀殺論）。夢露生前曾說：“他們覺得因為你出名了，他們就有權走上來對你說任何話，什么話都有，他們認為這不會傷害你的感情，就好像他們是在和你的衣服說話一樣。”

現在還在如火如荼的懷疑韓寒代筆事件中，許多人也早已忘了什么叫“人言可畏”。

私權及其限制——普通人與公眾人物

人類個體某些不可讓渡、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例如財產權、人身權，也就是通常所謂的私權構成了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政治權利就是從私權派生的。私權也是公共利益的基礎，公共利益無非私權行動的外部性產物，是人群為了既保護甲的私權又保護乙的私權，以至于保護任何人的私權而尋求的私權共和。因此，私權高于公共利益，沒有私權基礎，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

私權會因公共利益的原因而被區分為兩種狀態，但并非兩種私權，一種是可正當限制的狀態，一種是不可限制的狀態。例如，財產權處于非交易的靜態時，通常任何人無權侵犯，但在戰爭狀態中，可能會因戰爭需要而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征用，行動自由也可能因國家處于緊急狀態而受限制。

韓寒有沒有代筆涉及兩個問題：一是韓寒的誠信，二是韓寒作品的署名權。前者可視為某種公共利益，后者則是私權?，F行《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的“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便是對作者署名權的剛性保護。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韓寒的作品存在署名權等著作權糾紛，因此，韓寒應該被視為其作品的作者。

疑韓人士的一系列文章，迄今沒有一篇能夠證明韓寒有人代筆——雖然方舟子早已鐵口直斷“這些作品不可能是韓寒寫的”。有人說，即使找不到代筆人，也可以認為有代筆。這種說法在作家在世而且毫無署名權糾紛的前提下，是對作者人格的肆意羞辱與誹謗。在沒有署名權糾紛，也沒有有力的相反證據時，外界對作家的誠信應該采取信任態度，即使有種種狐疑，也不應在缺乏明顯證據的情況下公開地刨根問底，否則，它必然會侵害作家應受保護的安靜生活的權利。韓寒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再公共，也沒有義務遭受這樣的人格侵犯，不能打著所謂公共利益的旗號，肆意踐踏私權。作品是不是作家親自所寫，涉及作家的基本清白，涉及作家職業生命的存亡，豈能為了一個毫無事實根據的所謂公共利益誠信，就來要求作家自證清白不是騙子？

無證據的公開懷疑已是一種輕微的侵權——一種作為公眾人物能夠承受或者說法律可以容忍的侵權，但它從來不是權利，公眾人物所能承受的侵權只能以此為界，如果將無界限的侵權當作自由，那么每個人的自由都將不復存在。

何為言論自由

安蘭德說：“言論自由是指政府不得對公民的言論采取制止、干涉或懲罰的行為，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個法律不適用于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它只適用于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只能確保政府不剝奪公民發表言論的權利。”

言論自由從其作為一種權利起源上說，是相對于有能力壓制、限制甚至剝奪自由的公權力而言的政治自由，因此，西方任何正常的憲政理論都不會將它歸于普通的私權，雖然它當然也衍生于私權。194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羅伯特·杰克遜大法官在西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訴巴尼特國旗敬禮案中，有一段經典判詞：“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以及其他基本權利，不能由投票表決，他們不取決于任何選舉的結果。”因此，言論自由作為一種憲法學上的絕對權利，從來不是針對普通公民的，而是針對公權力的。

美國法上之所以會產生與歐洲侵權法不同的公共人物概念，除了美國有極發達的言論自由傳統，還因為美國有經典三權分立制度下的獨立司法權，尤其是司法審查制度，因此公共人物的私權原本就受到強有力的保護，如果受到誤傷，可以有效校正與彌補。而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司法獨立、沒有程序正義的國家，尤其是民眾普遍缺乏針對公權力的言論自由習慣，卻慣于私權之間的相互侵犯與踐踏，在移用公共人物概念時一不小心就會演變成多數人的暴政。因此若要移用，應當盡可能限定于公共官員、掌握特定社會權力者（比如大公司老總），以及被卷入熱議的公共事務時與公權力相關的人，而不應在這兩個領域之外過多使用公眾人物概念限制私權。

此次韓寒遭遇的問題，就是一群混淆了言論自由何為的人，在向一個普通的公眾人物要言論自由，以至于產生了大量支持麥田、方舟子無限度質疑的怪論。

輿論暴力的成因——制度與大眾心理

此次疑韓事件，之所以會形成如此荒謬絕倫的巨大聲勢，存在著深刻的制度與文化根源。

《詩經》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許基本上概括了中國傳統，它深刻地描述了近三千年來，國人在公共領域缺乏兩項基本的權利，就是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與財產權（土地是財產權中最重要的部分）的保障，而在西方，至少羅馬法時代就有了一定的法治性制度保護，這也是早期希臘羅馬區分自由人和奴隸的標志。至于近代以來發展出來的成熟的憲政制度，更是將私權保護放在第一位?！侗瘧K世界》里冉阿讓偷了一塊面包就被判了19年徒刑，除了反映刑罰殘酷之外，也反映了對私權保護的力度，因此，西方國家盜竊罪的構成通常與盜竊的金額關系不大，它懲罰的是一種侵犯私權的行為，而對私權被侵犯的程度并不那么計較。

歐洲18世紀之前大部分國家都沒有專門保護各種自由的立法，原因在于他們將私有產權視為自由的基礎，一個失去所有或最重要財產的人談不上什么自由，人格權之類的專項系統立法保護都是后來的事。中國歷代王朝鼎革之后，都要重新來一遍“分田分地真忙”，半個世紀前的土改也一樣，以至于到現在中國人還不擁有土地私有權，這都是私權不發達、私權難得保障的原因。私權保障的程度與對公權力制約的程度成正比，缺乏私權保護之地必是公權力或偽公權肆意踐踏私權之所。而政府向來是民眾最重要的榜樣，公權力踐踏私權，私權和私權之間也往往不會相互尊重，人民之間習慣于相互惡意推定，習慣于無端對人示惡。尤其是人們缺乏公民常識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被限制甚至剝奪各種自由，而公權力肆意踐踏私權的行為卻大行其道，這就導致許多人將日常怨氣撒播到網絡，針對那些跟他們一樣無權無勢的人撒氣示惡，不少匍匐于日復一日機械性工作糊口的普通人，尤其樂見一些成功人士倒霉——不然無法解釋為什么要對一個并未害人的公眾人物如此惡意妄斷，逼人自證清白，這就是尼采和舍勒著力分析過的小市民的怨恨心理，再加一些網絡達人誤用公眾人物概念，更是給這些對人無端示惡者提供理論依據。當然，六十多年來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迄今未曾得到深入反省，也是重要的社會心理基礎，惡意推定、惡意構陷、陰謀論等大眾社會心理，依然頑固地保留在許多人頭腦中，并與現實制度遙相呼應。而這種現象，倘若缺乏有效疏泄與引導，轉基因文革指日可待，今天還在網絡上，明天就可能走上大街。

結語

肖洛霍夫自23歲發表《靜靜的頓河》第一卷后，不久被誹謗剽竊了白軍軍官克留科夫的遺稿，1965年獲諾獎也未改厄運，直到1999年手稿出現，并找到葛利高里原型葉爾馬科夫，才徹底恢復名譽，而這時肖洛霍夫已作古15年。肖洛霍夫雖是共產主義者，但正直誠實，敢為底層人仗義執言，因此1938年差點被誣陷整肅，斯大林歪打正著保護了他，安慰他說：您擔心我們相信誹謗者，這是多余的。長舒一口氣的作家于是講了個故事：

一個兔子沒命地狂奔，路遇狼。狼說，你跑那么急干嘛？兔子說，他們要逮住我，給我釘掌。狼說，他們要逮住釘掌的是駱駝，而不是你。兔子說，他們要是逮住我釘了掌，你看我還怎么證明自己不是駱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