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社團登記有利長治久安

自廣東始，自2012年7月始，久受詬病的社團雙重登記將基本取消，八大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不僅如此，正被熱議的《關于廣東省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討論稿）》還規定，行業協會將率先打破一行一會的壟斷體制。由此，大量新社會組織有望成立，數以十萬計的“地下社團”將走上臺面——廣東正對社會管理創新做出新探索。

不僅廣東如此，這幾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變通《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給予社會組織以更大生長空間。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李勇近日表示，《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修訂，最終目標是實現所有社會組織直接登記。

這是勢所必至。就本性而言，個人需要在共同體中才能生活。家庭之外有社會，社會之外有國家；俱樂部容納人的興趣，宗教團體安放人的精神；從經濟利益角度來說，自由市場已由一國擴至全球，不僅農民需要農會，企業也日漸需要協作，在共享市場信息與規則的基礎上，在世界市場各擅勝場；不止如此，無社團，不公民，社團組織更是國民維護自己權利的強力憑借。在任何一個私權不彰、法治尚未健全的國家，沒有組織起來談判協商的力量，權力往往都會輕易越界。

民眾有自由結社的巨大需求，政府便調整往日以“管制”為主的舊思路。這是轉型中國不可或缺的良性治理思路。古往今來對社團的過度管制，最大的原因便是對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不放心，總擔心他們會破壞秩序，胡作非為。1990年代，將公司從有主管的雙重管理體制改成無主管的單一登記制，也產生了許多爭論，擔心會不會有黑社會去開公司。近二十年過去了，在社會領域，類似擔憂依然存在。好在朝野主流觀念已在改變。前不久，一家公益組織因名稱“不合規范”被拒絕注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批示：群眾想辦點好事怎么這么難！我們不能對公益組織在成立時就搞“有罪”推定，而應重在對社會公益組織進行監管。

的確，只要能以良法為基礎做好事后監管，則自由的擴展只能給國民與國家帶來長遠利益。自由開公司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無需贅言，社團組織也已在社會發展中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據統計，即便在雙重登記體制下，全國也有六萬多個行業協會聯系企業會員兩千多萬家，四萬多個學術性社團聯系專家學者五百多萬人，各類農村專業經濟協會聯系農戶一千多萬家。從壹基金到免費午餐，從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到大量外來工協會，都在不同領域增進國民福利，增加世道人心的溫度。

對中國而言，這是莫大的幸事。中國改革由政府強勢主導，強政府的好處，是能無阻礙地聚集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如果沒有強社會，政府只能直接對接原子式公民個體，再強的政府也只能分別與13億國民打交道，成本極其高昂不說，甚至組織個聽證會、對話會和懇談會，都因公眾缺乏公共治理經驗而流于形式。更大的弊端是，權力太強個人太弱，種種以強凌弱的事件必然層出不窮。一些領域，被濫用的權力日漸固化成特殊利益集團，導致改革難以繼續推進。政府越想強力維穩，積蓄的反彈之力越猛烈，不對稱的反抗越難杜絕。如此，社會治理只能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顯然，此非長久之計，民眾與政府都要解套。將命令式單向治理，轉變為分權協商式的共同治理，成為當務之急。

這種轉型不能憑空而來，只能依托于一個諳熟于自我治理的強社會，而自由自發地深度組織化，中國才能生長出一個強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有能力承接政府準備放手的權力，提供政府要采購的服務。

一旦政府將冗余權力全部下放，很多矛盾即可在社會自治層面解決。主政者從維穩體制中脫出身來，集中精神于體制改革，既提供國防安全，也保障國民權利，并將國防安全奠基于國民權利之上，不難引導中國走上更良性的發展路徑。

洋務運動時，王韜、鄭觀應羨慕西人經由議會“通上下之情”，實現君民共主。一個多世紀后，君主制已成遺跡，但保障憲法規定的各種公民權利，以此促進社會訴求與權力體系的對接，我們依然任重道遠。此番放松社團登記，不僅是在開啟由經濟改革到社會轉型的大門，也將為更艱巨的治理體系改革做好部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