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轉型升級”考驗企業社會責任 官方引導成“破題”良策

對于蘇州而言，2015年將是一道“分水嶺”。2011年2月28日，蘇州對外宣布：2015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對于從全面小康社會跨入現代化大門的期盼，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在當天的動員大會上，連用了3個“刻不容緩”。隨后，在這座早已全面進入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期的城市，“轉型升級”成為熱議的關鍵詞。

而無論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或是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承載了多重希望的企業，無可避免的被卷入到這場“第二次轉型”中來。

單純以逐利為目的的企業行為，在這座曾經“海綿式吸納”創造了“蘇南模式”經濟奇跡的城市，將迎來“四面楚歌”的窘境，“企業社會責任”成為了衡量企業“轉型”是否成功的關鍵。

而一份來自中國社科院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整體水平尚屬起步階段，七成企業嚴重缺乏社會責任。那么，誰來“拯救”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

在這個早春，一場由官方主導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活動，正在蘇州相城區持續深入地進行著。這場具有標本意義，在外界看來類似于“評先進”的活動，卻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當下，引導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將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

綠色低碳成為重要評判標準

這場由蘇州相城區文明委牽頭，聯合24個職能部門參與制定評選指標，名為“相城區企業社會責任獎評選表彰”的活動，始于2011年底。

“企業社會責任”評選指標包括誠信經營、友善用工、綠色低碳、回報社會、企業文化五大類。

談到指標的設定，相城區文明辦副主任錢琳萍表示，這是在綜合相關職能部門、企業和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擬定的，同時也參考了國內外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資料。

一個普遍的現實是，在采訪中很多企業將社會責任等同于納了多少稅、捐了多少款。“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是回報社會這么簡單”， 錢琳萍介紹，很多人一談到企業社會責任，就簡單地認為是企業參加了多少次慈善公益活動、提供了多少就業崗位等等，“實際上，我們這次制定的標準，重點考量的是企業社會擔當。”

雖然國內的學術界同樣也在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爭論不休，但不管如何，各種界定還是顯示出一個共同的觀點: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和對股東負責的同時，還要兼顧員工、消費者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要，以實現長期的經營戰略。

“把綠色低碳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考量中來，正是基于企業長期的經營戰略”，作為此次活動考評小組組長的相城區委宣傳部長、文明委主任虞偉表示，“地方招商引資‘撿到籃子里都是菜’的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缺乏社會擔當的企業必將被淘汰。”

而“綠色低碳”這個名詞，恰恰在蘇州的“轉型升級”中一再被提及。虞偉認為，“綠色低碳”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發展趨勢，同時也代表著“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

這場活動的階段結果是，共有10家企業被評為2011年度相城區“企業社會責任獎”獲獎企業。而縱觀每一家獲獎企業的推薦理由，“綠色低碳”都成為必備的條件。

有關部門給獲獎企業蘇州羅普斯金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重點推薦理由是?。浩髽I倡導綠色節約，被評為中國節能型材創新企業、江蘇省節水型城市工作先進單位。

政府引導和推動成核心動力

對開展企業社會責任評價工作，相城有自己的考慮。作為“蘇州改革開放縮影”，去年相城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21.6億元，工業總產值1230.2億元，主要經濟指標增幅高于蘇州平均水平。

“但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相城區新聞發言人蔣銳說：“特別是在整個蘇州進入第二次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時期，我們認識到，政府需要在服務企業的同時，改變對企業的管理方式，促進企業全面健康發展”。一個嚴峻的事實是，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得分普遍很低。一份由中國社科院撰寫的2011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無論是國企、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社會責任得分都少得“可憐”，平均得分僅為19.7分，滿分為100分，相當于學生百分試卷，僅僅得了不到20分。

《報告》顯示，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認知尚處于模糊狀態，而“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密切關聯著企業自身健康發展、企業與社會和諧發展、企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蔣銳說，相城區委、區政府感受到了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重要和迫切。

政府通過引導企業加強社會責任建設，可促使企業走上科學 、和諧、可持續的發展之路，也有利于推動政府維護經濟秩序和管理企業方式的轉變。這是活動考評小組成員的共識，同樣也代表了相城官方的意見。

更加值得省視的是，長期以來政府監管市場經濟秩序多以集中整治的運動方式為主，這雖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沒有標本兼治。加強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無疑是一項重要治本之策，可改變以往政府多以單項指標考核的片面傾向。

而相城的先行先試，在增強企業競爭力的同時，也必將增強區域競爭力，從這一點而言，開展企業社會責任考評是一個關乎地方持續發展和競爭力提升的戰略選擇。

政府“給力”更需企業自強

不管是企業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是政府管理企業方式的改革，實際運行中涉及方方面面的推進企業社會責任考評工作，無疑面臨著不少挑戰。

雖然各界對此的認識已逐步深入，但現實中困難依然不少。相城區文明辦副主任錢琳萍表示，這是一項跨部門、跨領域的工作，是涉及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和社會各界的系統工程。“要搞好這項工作并抓出成效，必須堅持政府主導，政府、企業、社會‘多管齊下’的推進策略。”

而對于這次活動的成功運作，錢琳萍認為，其成功離不開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的支持，而以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虞偉“掛帥”任組長、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為成員的的考評領導小組，更是昭示了相城區的決心。

“這次評選活動僅僅是個開端”，虞偉告訴記者，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推進，相城區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完善的規劃，下一步將成立“企業社會責任聯盟”這樣的組織，由政府牽頭吸納社會各界參與，引導“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持續深入的開展下去”。

當然，相城區同樣清醒認識到，政府不可能永遠的大包大攬。“我們推進這個活動深入開展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幫助企業找到自己的出路”，虞偉表示，政府行為所起到的功能，僅僅是引導和示范作用，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主體，企業應建立長效機制，在內部建立社會責任管理系統，如同質量管理、環境管理系統一樣，將其融入企業的經營發展戰略之中。

但在初始階段，無可否認的是，政府、企業、社會必須共同推進，缺一不可。虞偉坦承，“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系統工程是個艱巨的工程，需要系統的保障，“我們同樣在摸索中前行”。

記者手記：企業社會責任推進， 政府不應缺位

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社會責任也并不是完全靠企業家自身的覺醒形成的。

沃爾瑪以社會責任標準沒有達到它的要求為由，淘汰了很多供貨商，沃爾瑪如此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感，也并非源于它的自覺，而是制度使然。

比如，一位叫帕特里克?布拉迪的殘疾員工，由于上班后并沒有被安排在藥房工作，而是去打掃垃圾以及到停車場去收攏顧客推出去的購物車，便以沃爾瑪隨意變更他的工作性質實際上是對殘疾人的歧視為由，將沃爾瑪告上法庭。陪審團裁定沃爾瑪須向原告賠償750萬美元。

有了這種嚴厲的懲罰性措施，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必然會增強。但遺憾的是，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往往以犧牲環境和勞動者的權益為代價，討好投資方。在這種“庇護”之下，企業哪里會有社會責任感可言？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知之甚少，只注重企業的利潤和稅收，注重經濟發展和政績，而對企業有無社會責任漠不關心。

蘇州的“轉型升級”是歷史進程的使然，在一定程度上，官方對于一座城市的發展定位，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推進起到了“催促”作用。

“逼宮”之下當給出路?，F實是，試圖通過企業自律機制而強化相關社會責任對于絕大多數企業幾乎沒有可能。如果任由企業“無頭蒼蠅亂轉”，結果可能會是一鍋“爛糊粥”。

蘇州相城區的先行先試，彰顯了一個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和執政創新水平，雖然這種引導功能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設計，但終歸是開始了，這是值得慶賀的。

（文章來源：人民網  作者：應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