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馬勒，孤獨的圣者

1901年深秋，維也納歌劇院院長馬勒在朋友的聚會上邂逅阿爾瑪并狂熱地愛上她。有維也納第一美人之稱的阿爾瑪，時年22歲，正在跟策姆林斯基學習作曲。盡管馬勒債臺高筑，年逾不惑，在歌劇院的位置岌岌可危，盡管這場戀情遭到周圍所有人的反對，面對馬勒向阿爾瑪提出的放棄作曲、“從現在開始，你只有一個職業：使我幸福”，阿爾瑪還是選擇了馬勒。她感到馬勒的價值比她認識的所有男人遠遠高出一大截。

作為指揮家，馬勒對瓦格納、莫扎特歌劇的非凡詮釋，使他從布達佩斯、漢堡歌劇院一路執棒到歐洲音樂藝術的塔尖維也納歌劇院。瓦格納歌劇、斯特勞斯音樂是維也納宮廷的口味。成長于維也納藝術沙龍之中，創作了上百首藝術歌曲的阿爾瑪，最初對馬勒的作品一概不喜歡。“不合我的口味”，她這樣評價馬勒的第一第二交響曲。這也是維也納人對馬勒音樂的認識。

19、20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傳統價值走入崩塌之境，尼采、叔本華成為知識階層的精神導師。馬勒用“令人傷感”、“迷惑不解”描述他所面對的“凌亂擁擠、喧鬧忙亂的生活”。他認識到生活的無意義，卻始終在混亂的世界之外尋找心靈的歸宿和生存的價值。他也曾追隨尼采和叔本華，但不接受“上帝死了”這個說法，當尼采的超人思想發展成納粹主義的時候，馬勒徹底拋棄了新思想。熱戀中的馬勒在阿爾瑪家看見《尼采全集》時，請求她立刻扔到爐子里燒掉。

其時，反猶主義甚囂塵上。馬勒的猶太人-基督徒身份使他磨難重重。他以指揮瓦格納歌劇聞名，而在他心中占據至高位置的瓦格納卻是堅定的反猶人士。當得知馬勒即將接任維也納歌劇院長和指揮職位時，瓦格納遺孀柯西瑪發表了“完全不能容忍一個猶太人做維也納歌劇院院長”的聲明。為獲得院長職位，馬勒不得不受洗改宗，皈依天主教。

馬勒經常說，我是三重意義上的無國之人：在奧地利人中我是波西米亞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奧地利人，在整個世界中我是猶太人。到處被看作闖入者，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受歡迎。當時的德意志音樂家協會有意避免和馬勒接觸。馬勒覺察到了，“對于強加給他的孤獨和排擠欣然接受”。十年維也納歌劇院院長生涯，他遭受了最猛烈最無情的人身攻擊，馬勒稱其為“十年戰爭”。

馬勒被稱為夏季作曲家。演出季結束后，每年夏天，馬勒來到遠離塵囂的僻靜之地。工作間里只有一架鋼琴、巴赫的樂譜和歌德、康德的著作。在平靜美麗的自然景色中，馬勒完成了第二至第九交響曲和《大地之歌》。

1910年9月12日，《第八交響曲》在慕尼黑展覽大廈音樂廳首演，這是馬勒在歐洲的最后一場演出。這首龐大的彌撒曲由千人合唱隊、8個獨唱演員和百人樂隊出演，被稱作千人交響曲。阿爾瑪寫道：“馬勒，這個神圣的精靈，把龐大的群體變成了光的噴泉。在場的每一個人，內心的體驗是語言遠遠無法形容的。演出一結束，場內發出狂暴的歡呼聲。我在舞臺后面，感動至極。”

1907年被阿爾瑪稱為痛苦和恐懼之年。6歲的大女兒白喉夭折，馬勒被診斷患有嚴重心臟病，被迫辭去維也納歌劇院院長職位，遠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這時，馬勒從德譯本《中國之笛》（中國古詩集）中體味到的悲戚孤獨正好貼合自己的心緒。從美國返回歐洲的第一個夏天，馬勒選取李白、王維、孟浩然、錢起的詩歌，在托布拉赫完成了《大地之歌》。他將自己對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懼都寫進這部作品中。“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云無盡時。”王維這首《送別》被馬勒選為第七首《告別》，改編后的歌詞透露出的完全是馬勒的心境：在這個世界/快樂和我無緣……我回我的家園……我再不遠走他鄉/我心已枯槁/只等那個時刻來臨/春天降臨/親愛的大地仍將是處處鮮花，處處綠茵/遙遠的天國無處不閃耀永遠明亮的藍色/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

馬勒對《第九交響曲》懷著巨大的恐懼。貝多芬和布魯克納都沒寫到《第十交響曲》。寫完第九，他對阿爾瑪說，這其實是《第十交響曲》，因為《大地之歌》是我的《第九交響曲》。他的花招沒有騙過上帝。當51歲的馬勒開始創作《第十交響曲》時，疾病奪去了他的生命。

在格林岑公墓，馬勒的墓碑上只刻了他的名字。他說，前來尋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誰，其他人不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