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訣別百歲力群

郝麗春坐在魯迅的病榻前，緊捏畫筆的手簌簌發抖。那是在1936年10月19日，上海的早晨。他頭一回親近心中的偶像，竟然是悲痛的永別。

10天后，給好友的信里，他寫道，“去時，一上樓就看到我們的導師已靜靜地睡去了，全屋籠罩了悲哀，……我給畫了四張速寫，就已經是午飯時光了。”

速寫《魯迅遺像》下方，寫著他的筆名：力群。

30年代初，力群還在國立杭州藝專學習，自覺“長得不漂亮，又窮”，默默愛上“一位窈窕淑秀的姑娘”。

“‘九一八’事變后，有志的愛國藝術青年不甘心于再走‘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要求為拯救祖國為人民而藝術。魯迅先生極力提倡木刻，……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就勇敢地拿起了新的藝術武器——木刻刀。”這是他在《我的藝術生涯》里的自述。

1933年春，力群與同窗好友曹白（原名劉萍若，木刻家）等人自發組織了“木鈴木刻研究會”。“杭州方言把‘傻瓜’叫‘阿木鈴’，而我們這批思想進步的同學，在某些人眼里認為是一群‘阿木鈴’。”

這年，力群創作了“力求描繪現實生活題材”的木刻《生病》與《痛》。同年9月，他參加“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10月10日，他與曹白、葉洛（原名葉乃芬，生前為中國美協會員）一起被捕。

“‘木鈴木刻會’從此也就宣告了死刑”。隨后他又揮別了那場暗戀。1935年，出獄后，力群娶曹白的大妹為妻，他為這個樸實天真的放牛娃取名“劉萍杜”。

1940年1月，力群歷經艱辛，第二次來到延安。次年11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魯藝文學院美術系教員、文協執委會委員。

他先后完成了《聽報告》、《豐衣足食圖》、《飲》等一批木刻作品。詩人艾青的評價是， “這許多新作都很明顯地是作家探求新的道路的一些可貴的努力，它們截然地表明了和他的舊作之間的差異……”

藝術生命的轉折點，是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延安楊家嶺禮堂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力群強調，“關于《講話》中提到的為什么人的問題和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一直是40余年來我藝術行動的指南”。

他的兒女們說，“我父親一生最佩服的人，除了魯迅，就是毛澤東。”

50年代，力群擔任過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美術》雜志副主編。那一時期，他的代表作有《百合花》與《瓜葉菊》。一幅被版畫家晁楣贊為“體現了純潔高尚的情操”，另一幅則陳列于南斯拉夫博物館。

在當時的政治氛圍里，有人批評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畫家，不表現工農兵而刻些花花草草”。

心系家鄉山西靈石郝家掌村的山水，熱愛大自然與小動物的力群，文革前要求回到山西。調回太原不久，1966年8月29日，被揪回北京。

在北京美術館后院，集中了美協和北京美術館的全部“黑幫”領導。他與華君武、蔡若虹（著名美術家）等關在了一處。他的三兒郝強自責，在美院附中上學時“嘴不嚴”，將父親告訴他“江青在延安的事”在校內轉述，為父母惹來禍端。

“我供不出，就打我耳光，在一個禮拜之內經常打，把我的耳鼓也打破了。”力群在回憶錄中說郝強逃走后，造反派降罪于他，至于妻子，則因拒不交待兒子蹤跡，在家鄉被造反派“打了整整一夜”。

1974年6月20日夜，是力群又一次心碎的訣別，“一個最可怕的夜，是我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最大不幸的夜，狠心的萍杜和我不辭而永別了”。

1980年代中期，八五思潮興起，青年一代畫家熱望從西方現代藝術中吸收新鮮血液，在與中央美院教授李樺的通信中，力群對這一現象不以為然。

版畫家協會理事李允經說，“他們對國內版畫的發展不滿，對當時學院派的版畫尤為失望，寄望于業余版畫，即工人版畫上。認定中國版畫要走民族化、大眾化道路，不必和西方接軌。”

1988年3月30日，力群在《山西日報》發表《我與作家的對話》。文中，他質疑作家王祥夫的小說《永不回歸的姑母》，這篇反映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某鄉村丑陋現實的作品，“描寫的愚昧、貧困、落后、色情和性心理變態，絕不是目前文學中孤立現象”，“我為我們文學的墮落而感到悲哀”。

由此引發一場論戰。半年后，筆仗雖以力群與王祥夫在報上各抒己見告終，但力群給人留下了“保守、偏左”的印象。

“老人是就事論事，看不慣的就直接說出來。事后，我上他家，他不提小說的事，對人依然真誠和善。畢竟他受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教育，一直堅定站在這條陣線上。他更愿正面反映農村生活。”大同作協主席王祥夫對當年力群對他的批評表示理解。

“我們子女八個，他從不要求誰非要學版畫。只要我們喜歡的，他都支持。盡管他是黨員，卻要我們從小讀《圣經》，說那里蘊含了豐富的西方文化精粹。”二女兒郝紅證實父親并不偏狹。

2012年，力群百歲。2月10日晚十時，輪到兒女與他訣別。她們說，他想葬回故土。

（實習記者孫璐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