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美國種族簡史（8）

經濟進步

19世紀愛爾蘭裔政治家在美國大城市的突出成就，根本沒在當時美籍愛爾蘭人的整體經濟狀況上反映出來。直到1890年，42%的愛爾蘭人還是奴仆，還有其他許多人依然是非熟練的勞工。1890年在波士頓，4%的本土美國人和5%的德裔人是專業人員，然而只有0.1%的愛爾蘭人才從事這類職位。31%的本土美國人從事高層次的白領工作，但卻只有6%的愛爾蘭人上升到這個檔次。雖然愛爾蘭人的經濟狀況和其種族比起來遜色，但他們的經濟狀況正在好轉。在19世紀中期的波士頓，盡管有人說“在愛爾蘭人和黑人之間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相同之處”，但是后來，愛爾蘭人在向熟練工種和白領職業進軍方面，就把黑人拋到后面去了。即便如此，較之其他來自歐洲的種族群體而言，愛爾蘭人的進步是最緩慢的。

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愛爾蘭人內部也發生了分化。有些人仍舊是“棚戶愛爾蘭人”，深陷在貧困和骯臟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變成了“裝飾考究的中產階級愛爾蘭人”，尋求舒適和體面。新涌入的愛爾蘭移民照舊是從經濟階梯的最底層干起，但是許多第二代愛爾蘭人則告別了父輩的職業，另謀高就了。例如在波士頓，第一代愛爾蘭移民獲得白領職位的在1890年只占10%，而同年該地的第二代愛爾蘭移民從事白領職業的則幾乎占40%。反過來看也是如此，例如，老一代的人有2/3終生從事非熟練或半熟練職業，而他們的第二代在同一時期終生從事這類職業的卻只占1/3。

作者：[美]托馬斯·索威爾 譯者：沈宗美 出版：中信出版社

愛爾蘭人沿著卑微的職業和白領崗位慢慢地爬上去之后，他們留下的底層空缺，就由美國南北戰爭后大部分是從南歐和東歐蜂擁而至的各種族移民大軍所填補。由此而形成了如下這樣一幅完整的生態繼承圖像。晚來一步的各個種族群（尤其是意大利人）慢慢地在吃力、骯臟和危險的工作崗位上取代了愛爾蘭人，并搬進了愛爾蘭人遷出的貧民窟。到1910年非熟練和半熟練的意大利裔勞工在波士頓所占的比例，與20年前的愛爾蘭人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同。昔日愛爾蘭人是貧民窟的房客，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房東，現今越來越多的意大利人成了房客，而愛爾蘭人則搖身一變而做了房東。昔日是美國人在愛爾蘭移民住進自己的地段時，馬上舉家搬遷；現在是每當黑人、猶太人和意大利人住進時，又輪到愛爾蘭人馬上撤離。過去是由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老師來教愛爾蘭人的子弟讀書，現在則是日益增多的愛爾蘭人的小學老師來教育猶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代。過去是愛爾蘭移民充當工賊，以破壞當地美國工會組織的罷工，現在則是意大利人和黑人勞工充當工賊，以破壞愛爾蘭人的工會所組織的罷工。

此種種族生態繼承格局，決不意味著一個種族群體會完全重復另一個種族群體所走過的老路。有些種族地位上升的步伐要比其他種族來得快。譬如猶太人到達美國時就比愛爾蘭人更窮，最初掙錢也趕不上同時代的愛爾蘭人，但后來卻在收入、就業和受教育方面，趕上并遠遠超過了愛爾蘭人。此外，種際存在著五花八門的區別，不僅體現在經濟收入的提高速度上，也體現在獲得成就的不同渠道上。愛爾蘭人在政界、金融、工會領導、體育和新聞方面一馬當先，而猶太人則在經商、技術行業、學術和科學方面獨占鰲頭。

愛爾蘭人在商業競爭方面很少有什么作為。盡管波士頓市愛爾蘭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該市的猶太人的收入要高，但猶太商人的比例確實高出愛爾蘭人9倍，雖說這些商人許多都屬小攤小販之類。身處困境的第一代愛爾蘭移民，往往替人做家傭或充當吃力而非熟練的勞工，猶太人卻另辟蹊徑，所找的工作雖然也是低級的，但卻有利于他們掌握一種技術或學會日后獨立經營的本領。意大利人也比愛爾蘭人更熱衷于經商。即便在愛爾蘭人大權獨攬的波士頓，直到1929年，愛爾蘭人始終未能在該市商會占據任何重要的位置。

當然也有若干由愛爾蘭人創辦的企業十分興旺發達，比如格雷斯輪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愛爾蘭人還發明了奧薩利文鞋跟和供鐵路使用的防風燈。但是，愛爾蘭人最內行的“生意，通常還是搞金融，比如開辦銀行，這里強調個人素質，強調能協調利益沖突，還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吧和沙龍也是需要善于和人打交道的行業，所以愛爾蘭人在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體上說來，“愛爾蘭人在科學和發明領域里，實在乏善可陳”。

愛爾蘭人得心應手的領域，和愛爾蘭大眾打得開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業拼搏精神，也用不著學術造詣的行當。商業精神和學術造詣，二者皆與他們當年在祖籍國愛爾蘭時的歷史無緣，他們來美后在這兩方面也沒有什么突出的建樹。古代凱爾特文化是“敵視讀書人的”，在歐洲主要國家當中，唯獨愛爾蘭沒能在中世紀建立起一所大學。甚至一個同情愛爾蘭的歷史學家也承認，愛爾蘭人“幾乎沒有思想傳統”。在這種背景下，人們也許就不會感到奇怪，為什么在20世紀早期，紐約的愛爾蘭人子弟讀完中學的，連猶太人或德國人子弟的1%都不到。這時期，愛爾蘭人不管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其地位決不在猶太人之下。這種差別也不是一個“能力”問題，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愛爾蘭裔士兵在智力測驗中得分遠高于猶太裔士兵。問題只是這兩種文化世代以來對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此種文化上的差別，顯然比眼前的客觀條件具有更大的影響。就眼前的客觀條件而言，這時候的愛爾蘭人比起猶太人在各方面都來得優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比猶太人有較高的收入，家庭需要養活的人口少，識字率也高，還不算在政治上能呼風喚雨。就是在1950年，愛爾蘭移民在教育方面，條件仍比猶太人的要好，但猶太移民子女升入大學的人數，卻是愛爾蘭移民子女升入大學人數的兩倍多。

許多美籍愛爾蘭人是體育界和娛樂圈的尖子（此種模式，后來在家貧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業競爭傳統的其他種族群體中，也反復出現過）。備受崇拜的演員有跨越19世紀和20世紀兩個世紀的泰倫•鮑華父子，著名的歌唱家約翰•麥考邁克、賓•克勞斯比等。明星運動員約翰•L•薩利文、約翰•J•麥克勞、基恩•塔尼和“基潑”等，不勝枚舉。愛爾蘭人在體育方面拿手的只是某一些運動項目，比如拳擊、棒球和田徑，但在游泳和摔跤方面就不那么在行了。愛爾蘭人在體育項目上這種工于此拙于彼的狀況，后來又重現在黑人運動員身上。在19世紀，通常一提起拳擊，誰也不會懷疑重量級冠軍是非愛爾蘭人莫屬，杰克•吉爾蘭、約翰•L•薩利文和“紳士吉姆”•考爾伯特就是這樣一些威震四方的拳王。在20世紀，美籍愛爾蘭重量級拳王包括杰克•敦普塞和吉恩•塔尼，最后一位是詹姆士•J•布萊道克，自他輸給喬•路易斯之后，愛爾蘭人獨霸拳壇的局面就此結束，讓位給其他種族了。早期美籍愛爾蘭人在拳擊和棒球方面如此出類拔萃，以致其他種族的拳擊和棒球運動員常常給自己冠上愛爾蘭的姓氏，以便揚名。

雖然愛爾蘭人缺乏做學問的傳統，但卻向以巧言善辯見稱。貧苦和未受教育的愛爾蘭民眾，不管是在祖籍國還是在美國，普遍以表達能力強、會遣詞用字而自豪，說他們是“伶牙俐齒”也罷，警語大師也罷，或者“甜言蜜語”也罷，總之是口若懸河，語驚四座。他們中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其中有彼得•芬利•鄧（杜利先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筆下）和大衛•G•克勞利（著名的《紐約世界》的編輯）這樣一些記者，體育新聞撰稿人約翰•基爾南，小說家和劇作家則有約翰•奧哈拉和尤金•奧尼爾等人。

我們并不是在這里對一些民族從整體上妄加褒貶，也不是對其表現的優劣進行排序或打分。我們的用意是要尋找比這更加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衡量經久的文化價值，比起更加直接的“客觀”狀況來，究竟扮演了一種什么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