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美國種族簡史（7）

愛爾蘭人（四）移民后代

甚至在19世紀40年代那次毀滅性的大饑荒結束之后，愛爾蘭人仍然繼續向美國大批移民。所以，美國歷史上一直有（現在也還有）第一代美籍愛爾蘭移民。然而移民在19世紀中期已達到高潮。所以，此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美籍愛爾蘭人就越來越占據了舞臺的中心。

這些移民后裔在美國混得如何？鑒于他們前輩窮困潦倒的處境，他們似乎不可避免地會有些起色了。然而進步決非唾手可得，亦非不要付出代價，世界上許多地區仍像他們的祖先在過去幾百年來一樣，深深地陷在貧窮的泥潭里。

在政治上打響第一炮

愛爾蘭人在美國打響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愛爾蘭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單一種族群，他們在選舉時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選票而確保其政治影響，這在19世紀30年代就已初見端倪。當然，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功之處遠不限于此，還包括在許多大城市里曾連續幾十年直接控制著市政機器，甚至在其他種族進入這些城市并形成選民多數之后很久，依然是愛爾蘭人坐天下。在波士頓，從19世紀80年代起，愛爾蘭后裔開始當選為市長。在同時期的紐約，愛爾蘭人控制了坦慕尼協會，而在19世紀早期，該協會一直是拒愛爾蘭人于大門之外的。19世紀80年代開始，由愛爾蘭人在政治上執牛耳的其他大城市，還有芝加哥、布法羅、密爾沃基、舊金山等。愛爾蘭人主宰美國大城市政治的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在某些城市，眼下也還是這樣。

很多愛爾蘭裔政治頭領都是別具一格的傳奇式人物，從19世紀波士頓那位愛唱歌的市長約翰•F•菲茨杰拉德（即“甜蜜的菲茨”，此公即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外祖父），到曾經在20世紀擔任芝加哥市長達20多年的理查德•達利，各有其特色。其中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愛的荒唐之士，紐約的政治頭目“大提姆”•沙利文就是這樣的一位。他是個“熱心腸的巨人”，一手從各方接受賄賂，一手把食品和衣服分給窮人。1913年他去世時，有25000人出席他的葬禮。4次蟬聯波士頓市市長的詹姆士•邁克爾和沙利文可謂如出一轍，他是兩屆國會議員，一任馬薩諸塞州州長，而且也曾兩次坐過班房。

愛爾蘭人并不是簡單地把傳統的政治機器接管過來而已。他們改造了美國的城市政治，改變了市政府的階級成分，使得從工人階級隊伍中，而且常常是從貧民窟崛起的人，執掌大權。愛爾蘭人的政治機器，對于那些仍然身處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成員來說，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為在政治上想有所作為的人敞開了大門，而且為那些需要有人幫助找個職業、辦理移民歸化手續，甚或需要食物和燃料來度過非常時刻的廣大城市民眾，也敞開了大門。別看愛爾蘭人主政所搞的那一套官僚機構、規章制度和文牘主義，讓貧民和粗通文墨之士感到眼花繚亂，實際上這一套真的要辦事也挺管用；要說不管用，只要政治大頭領偶加干預，什么事都能繞道走。愛爾蘭人當年在祖籍國時的歷史經驗，使他們學會了在官府法則之外行事所不可缺少的本領和風氣，并堅守另一種非正式的行為規范。愛爾蘭人把“視正式的政府為非正統，而把非正式的政府視為真正標志主權在民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帶到了美國”。賄賂、暴力和選舉舞弊，構成了愛爾蘭政治機器的幾大突出特點。但是這些政治弊端又不是隨意胡來的，而是高度組織有序的。愛爾蘭的政治機器是建立在對個人和組織的忠誠的基礎之上的，其指導原則是爭取當選的實用主義欲望，而非任何意識形態上的綱領。

作者：[美]托馬斯·索威爾 譯者：沈宗美 出版：中信出版社

政治機器的目標就是追求權力所帶來的油水—薪俸、受賄，以及將追隨者和寵幸者安插到肥缺上。這些肥缺不僅包括高官顯位，也涉及低收入者依然感到眼饞的許多并不怎么顯赫的職位，比如警察、消防隊員、文秘、小學教師，還有在19世紀大體上都是通過委任而獲職的市政府職員。以1855年的紐約為例，該市近40%的警察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愛爾蘭人。到19世紀末，美國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隊伍和消防部門都控制在愛爾蘭裔手里。

將愛爾蘭人這些城市政治組織聯合在一起的，既非哲學思想，亦非社會眼光，而是利害關系。忠誠支持政治機器的選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煩時向之求援，諸如聽到房東聲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輕微的刑事起訴，甚至因受到某種侮辱要想報復等等，都可以找內線幫忙。給黨派捐款或向政治頭領行賄的商人，則可指望有關市政管理規定會有所松動，對他的違章行為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指望市政府的各種合同會落入他的手里。政治首領的基層追隨者們，也可指望通過為頭頭們拉選票，關照所在地區選民，或為上司吹喇叭抬轎子，這樣泡上幾年，總歸會有所報償，遲早會撈到一官半職。投桃報李是關鍵。

這種受到高度控制而內部又等級森嚴的幫派政治，意味著任何個人皆需潛心等待時機才能爬上去。此種方式在愛爾蘭是通則，在那里，耐心等待（并且不能結婚）去繼承田產便是當時的習俗。這種方式還意味著，不管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都可能終年累月地坐下去，甚至往往坐一輩子。紐約的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在其鼎盛時期，半個世紀之中只有3個領袖，都是愛爾蘭后裔。在布魯克林區，一個人（也是愛爾蘭裔）曾領導該區的政治機器達40多年。繼他之后，另一個愛爾蘭裔首領也曾把持一方達三十幾年，直到他死去。愛爾蘭政治機器的頭領這種個人長期專斷的情況，也普遍存在于芝加哥。

比這種個人政治生涯長久的現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愛爾蘭政治機器那種更加長久的壽命。這些政治機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其他移民種族群體成百萬地涌入美國，并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愛爾蘭移民之后很久，仍然沒有消失。他們繼續掌權的現象很普遍，不僅操縱全市大權，即使在意大利人和猶太人或其他種族占大多數的地區，也由愛爾蘭裔政客來充當代表。例如，在1900年前后，芝加哥的第十九區有4/5的居民是意大利人，但該區多年來卻由一個叫約翰尼•派爾斯的愛爾蘭裔政客來做他們的市議會代表。只是在好多年之后，愛爾蘭裔政客才發現有必要把猶太人和意大利人吸收到其政治機器中相當低級的職位上去。直到19世紀90年代，“雄心勃勃的猶太青年才開始被坦慕尼協會叫來充當幫閑、聽差和仆從”。直到1907年，坦慕尼協會還只有一個猶太人充當地區頭頭。同樣，在芝加哥和波士頓，讓意大利人獲得低級的職位，充當“政治機器的小小螺絲釘”，將他們擺在一些模棱兩可、無足輕重的位子上，作為本民族和愛爾蘭政治大老板之間的聯絡人員，也是很久才成為可能，而且十分勉強。美籍意大利人和猶太人多次試圖爭取在政治上掌握自己的社區，皆被政治經驗豐富的愛爾蘭政客擊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

愛爾蘭人在政治競爭中具備許多有利之處。首先，他們有強烈的種族團結感，這一點可以追溯到祖籍國的歷史，千百年來，他們一直在自己的國土上受到異族的迫害。而猶太人和意大利人則發生過許多內訌，這同樣可以從他們過去多少世紀以來在歐洲的經歷中找到蛛絲馬跡。其次，愛爾蘭人的有利之處還體現在他們來美國要早上幾十年，會講英文，在政治覺悟和組織經驗方面縱使是秘密的，但卻有悠久的歷史。最后，在愛爾蘭的文化中，個人魅力和口齒伶俐是受到賞識的。這兩條對于搞政治的人來說顯然是巨大的資本。在器重人品和口才的其他領域里，比如法律、演出、工運、新聞和布道，這兩條也不可或缺，而在所有這些領域里，愛爾蘭人也確實是非常成功的。

愛爾蘭人決非腐敗政治的始作俑者。只不過他們在這方面干得很漂亮，貪污受賄時還能帶點兒人情味。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對手對城市移民的痛癢漠不關心。歷次政治“改革”運動，都是由有錢有識之士領導的，這些人的價值觀、目標和作風，和工人階級的那一套大相徑庭。改革派政客通常和低收入社區既無個人淵源，又無組織根基，所以即使在他們懷著好意為窮人辦事時，雙方也很少有共同理解，經常幫倒忙。窮人通常寧要理解貪官，而不要理解高高在上的理論家。

移民社區內部涌現出的政治領袖人物，具備先天的優勢，但這仍然不能解釋，為什么在猶太人、意大利人、波蘭人等早已構成城市市民的大多數之后，這些領袖人物偏偏總是愛爾蘭人。愛爾蘭人有利條件之一是會講英語，盡管不合語法，但往往說得很流利。在有農民背景的種族之中，愛爾蘭人還有個獨一無二的特點，那就是在歐洲時就有了從事政治和組織工作的歷史經驗，即善于維持地下的宗教組織和恐怖組織。其他的農民大眾，也遭受過壓迫，比如意大利和波蘭的農民，但他們在形式上都沒有愛爾蘭人所受到的壓迫那樣特殊，而正是那種壓迫形式使愛爾蘭式地下活動成為一種有效反應。例如，壓迫意大利農民的是其他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具有不同宗教的異族。民族、宗教或國家等問題，在意大利都構不成群體團結的感情核心。在散居于歐洲的猶太人當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是促進團結的因素，但猶太人在每個國家里都是極少數，備受孤立，假若他們也使用愛爾蘭人那些進行反抗和恐怖斗爭的手段，那就無異于自殺，因為愛爾蘭人是身處自己的國家，占人口的大多數。簡言之，沒有哪個移民群體像愛爾蘭人那樣，既有歷史的和組織的經驗，又能言善辯，會處理人際關系。他們這些長處還表現在政治以外的其他許多領域里。

在一個宗教歧見造成激烈糾紛的時代，比起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移民來，愛爾蘭人在政治上有個有利之處，那就是他們堅守美國關于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們還在 愛爾蘭時，曾經生活在由國家確立的一種教會，即英國國教的控制之下，并早就對此產生了反感。從其他具有國教的國家來美的天主教徒，其經驗和傳統就大不相同，因為所確立的國教就是他們自己的宗教。盡管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生活在信奉新教的美國，這在政治上確實是不利的，但他們在政教關系上所持的特殊觀點，卻使他們在政治上比其他天主教徒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盡管美國的本土主義分子告誡過羅馬教皇有在政治上接管美國的危險，但這種告誡在美籍愛爾蘭人的理論和實踐上卻沒有什么文章好做，后來也就逐漸不攻自破了。在1928年阻止阿爾•史密斯競選總統時，這種指控又曾一度甚囂塵上，但大量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成功地當 選其他公職，表明阿爾•史密斯受挫一例關鍵不完全在于個人的宗教信仰。史密斯本人也確曾當選過其他公職，包括紐約州州長，而且是靠新教徒占大多數的選民投票當選的。1960年，約翰•F•肯尼迪當上總統，等于在政治上為那種乞靈于宗教信仰的垂死伎倆敲響了喪鐘。

愛爾蘭人的政治機器，幾乎一無例外地屬于民主黨，這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愛爾蘭人地區的多數選民，都投民主黨人的票，比任何其他種族都來得一邊倒。其他種族的選民意見有分歧，有人投輝格黨人的票，有人投正在崛起的共和黨人的票。在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另一個政黨，叫美國黨，亦即廣為人知的所謂“一無所知”黨。該黨的宗旨是，基本反對移民，尤其反對愛爾蘭移民。

“一無所知”黨開始時是個秘密團體，從中形成了美國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本土美國人對外國人的敵視，在該黨出現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到了1930年代，這種敵視似乎在消亡。但是，大規模而持久的移民浪潮，又重新引發了本土人的這種敵對情緒。19世紀40年代之前，來美移民每年遠不到1萬人，但在1842年，移民激增到10萬人，1847年達到20萬人，1854年則高達40萬人。愛爾蘭人是最大的單一移民群體。在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這20年間，抵美移民有過半數之眾是來自愛爾蘭。愛爾蘭人不僅被視為外國人，而且也被認為是不可同化的群體。瞧，雖然過去的移民能融入美國生活的主流當中去，但這批人性格太古怪，永遠也達不到這一步。此種武斷的說法，開始是針對愛爾蘭人的，后來對其他許許多多的來美種族，又不知重復過多少遍！

本土人在攻擊外籍人（目標又集中對著愛爾蘭人）時，舉出的例子有：他們政治上腐??；生活水準低，生活水準低又被看做對美國本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種威脅；在牢房的囚犯中，他們所占的比例高得可怕；靠慈善施舍混日子的人也多得出奇等。他們是天主教徒這個事實，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族際不睦的根源，特別是在19世紀，那時宗教分歧在政治和社會上皆屬事關重大的事。在1960年代波士頓的所有移民群體當中，愛爾蘭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是最低的，甚至低于同時期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通婚，此事雖小，但卻頗能說明當時宗教區分有何等的社會意義。

“一無所知”黨人趁本土主義情緒高漲之際，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因主張對移民和歸化實施更加嚴格的控制。“一無所知”黨人于1855年在6個州選出自己的人擔任州長，控制了好幾個州的立法機構，還選出了一大批國會議員。然而，他們的衰敗幾乎就像他們的崛起一樣，彈指一揮間。他們的問題之一是，南北派之間在奴隸制問題上談不攏。

在大多數問題上，“一無所知”黨是一個主張改革的黨，而愛爾蘭人則反對大多數的改革。愛爾蘭人尋求在現存體制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主張從根本上改變這個體制。在那個年代里，民主黨人是現狀的維護者，而輝格黨人、共和黨人和曇花一現的“一無所知”黨人則贊成各種各樣的改革，從主張限制酒精飲料的消費、婦女普選權，到遏止或取消奴隸制，不一而足。對愛爾蘭人的敵視，部分歸因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愛爾蘭人被認為是許多改革和社會實驗取得成功道路上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