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美國種族簡史（6）

愛爾蘭人（三）在美國的愛爾蘭移民

遷徙到美國的愛爾蘭人，來自一個有4/5的居民生活在農村的國度，在那里，甚至所謂“城區”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鎮，大多數居民社區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處平原和山邊的小土房子而已”。愛爾蘭缺乏現代工業必不可少的煉鐵礦藏，而英國政府在當地推行的經濟政策，又抵制或摧毀了愛爾蘭可能發展的其他工業。在19世紀40年代，當愛爾蘭處于大饑荒時，其食品仍然被運往英格蘭，英國對愛爾蘭的大體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雖然搭乘貨輪空艙去英國的單程旅費尚不足10英鎊（按當時匯率不到50美元），最貧困的愛爾蘭人連這個區區小數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貧困的愛爾蘭人，移民的數量很少。在經濟狀況上比這些人要高出一個等級的人，常常變賣私產，耗盡積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親屬寄回來的貼補，大量向外移民。19世紀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國的愛爾蘭人，曾受惠于從美國匯回來的資助款。

雖然按愛爾蘭本國的標準來衡量，愛爾蘭來美的移民不是最窮的，但按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他們可謂是一貧如洗。一般來說，他們付過越洋旅費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剛到美國時，就只好在抵達口岸（主要是波士頓和紐約）湊合著安頓下來，而且通常都住在碼頭附近。這些來自愛爾蘭的鄉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謀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對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竅不通。然而他們也有其長處：多數人操英語（愛爾蘭方言蓋爾語已在英國人統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過半數的人是識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魯–撒克遜制度，與英國強加在他們的祖籍國愛爾蘭的制度如出一轍，他們對此早有領教。他們還在政治上培養起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并形成了一個由他們的天主教神甫構成的可靠的社會和政治領導隊伍。這些當初在祖籍國曾和愛爾蘭民眾同甘苦共患難的宗教領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獲取了從事世俗組織工作的經驗。更何況，在本土受到異族壓迫的愛爾蘭人，是一個具有認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來美移民當中，有的人是試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視情況才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接來。愛爾蘭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在19世紀都是舉家遷移，這表明從一開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決心。當他們上船時，就已決意要變成美國人。

第一代愛爾蘭移民

后來，所謂“愛爾蘭人”或“美籍愛爾蘭人”，其含義只是指代具有土著愛爾蘭血統或凱爾特——愛爾蘭血統的人，而不是指蘇格蘭——愛爾蘭人。愛爾蘭移民多半集中在馬薩諸塞、紐約、賓夕法尼亞和伊利諾伊這4個州。紐約的愛爾蘭人超過都柏林的人口總數。19世紀共有400萬愛爾蘭人移居美國。但是美國整個南方卻只有8.5萬名愛爾蘭后裔。愛爾蘭人不僅在地理分布方面大量集中在東北部各州，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區，而他們當初在愛爾蘭時卻基本上都是莊稼漢。他們中有4/5的人住在美國大都會的各社區。

公路和鐵路的修筑，運河的開鑿，終于吸引大批愛爾蘭人離開少數幾個大城市，散居到這些交通干線兩側較小的社區里。這些社區實際上就是由當初愛爾蘭工人筑路開河時搭起的工棚發展而來的。參軍的愛爾蘭人，有時則在他們辦理退伍手續的兵營附近定居下來。但是，試圖組織愛爾蘭人向農業地區流動的種種努力卻總是勞而無功。在各個孤零零的大農場上經營的美國農業，特別是在邊疆地帶，與愛爾蘭那種在封閉的村落周圍巴掌大的土地上從事馬鈴薯種植，實有天壤之別。除了謀生技能和美國惡劣氣候條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別之外，在美國務農所意味的孤獨生活，對素來喜歡群居生活的愛爾蘭人來說，是從未嘗試過的，而且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遠離其他愛爾蘭人就意味著失去上天主教堂做禮拜的機會。盡管曾有人作過無數次的呼吁和動員，一直到20世紀，美籍愛爾蘭人大體上依舊是城市居民。

愛爾蘭人大批涌進美國東北部都市地區，從而形成了一種在許多后來抵美的移民種族中再三呈現的居住模式。原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為若干極小的公寓，每個小公寓里擠著一個大家庭。地下室和亭子間也變成住房，小弄堂里也搭起了臨時湊合的棲身之所。此種民居模式，不僅反映了愛爾蘭人的貧困，也反映了他們在愛爾蘭小土屋里所養成的習慣，能忍受骯臟的生活條件。

作者：[美]托馬斯·索威爾 譯者：沈宗美 出版：中信出版社

對于那些被迫在骯臟環境干活并缺乏室內供水設備的人來說，整潔既非一種文化價值，亦非一種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人們竟能任糞便和污物堆積在后院的茅廁里，直到市政當局不得不上門來清除，否則就會溢進明水溝，造成空氣不潔，滋生惡性疾病。妥善處理垃圾以防街區鼠害成災，也是類似于清除糞便這樣許許多多城市生活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剛進城的每一批鄉下人過一段時間方能領會的。開始是愛爾蘭人如此，其后一直延續到今天，其他許多種族也經歷過這一過程。愛爾蘭人來美后在調整適應期間所付出的代價，比其他種族所付出的代價都要高。以前不為人知的霍亂，在1849年席卷了波士頓，且發病率幾乎全部集中在愛爾蘭人居住的街區。在紐約，愛爾蘭居民區的霍亂發病率也高得離譜。在各個城市里，肺病和火災定期地普遍殃及愛爾蘭人所在的極端擁擠的住區。在來美后早期的艱難適應歲月里，愛爾蘭人當中精神病患者的比率也很高。在波士頓，肺病的發病率總是與某一街區居民中愛爾蘭人的數目成正比。

從愛爾蘭帶來的酗酒和斗毆惡習，在美國一直難以根除。在19世紀50年代，紐約逮捕的犯人一半以上是愛爾蘭人，一般都是因為酗酒和行為不檢，而不是因為有什么重大罪惡。警察局運犯人的車子被稱為“帕迪馬車”，因為車里裝的囚犯經常是愛爾蘭后裔。所謂“好斗毆的愛爾蘭人”，這個說法的意思包羅萬象，從個人之間的吵罵到聚眾鬧事（美國稱之為“唐尼布魯克斯”。唐尼布魯克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一個小鎮，此地每年舉行一次交易會，其間必發生大規模的打斗和混毆），從犯罪團伙到“莫利•麥奎爾”恐怖主義組織，愛爾蘭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莫利•麥奎爾”一幫人曾在賓夕法尼亞州大肆進行謀殺和爆炸活動，直到1876年該恐怖組織的20個頭頭被絞死之后才平息下來。

全美各大商埠的愛爾蘭居民段，個個都是社會治安的難點。在紐約，愛爾蘭人“集居”的第六區是大名鼎鼎的“血腥老六區”。該市另一個愛爾蘭人地段被稱為“地獄的廚房”，還有一個被稱為“圣•胡安之丘”（因為美軍1898年在古巴的“圣•胡安之丘”進行過激烈的戰斗）。在密爾沃基，愛爾蘭人“集居”地區被稱為“血腥的第三區”。在新奧爾良，愛爾蘭人所在的地段“長期以來一直是該市聲名狼藉的治安難點之一”。有人說，參加修建伊利諾伊中央鐵路的愛爾蘭人，每鋪一英里的路基就做下一樁謀殺案。

1863年在紐約市發生的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亂，就主要是由愛爾蘭狂徒掀起的。當時正處于南北戰爭，征兵的對象大都是像愛爾蘭人這樣的工人階級民眾。他們對此感到憤憤不平，因而起來造反，幾天之內殺死了上千人。但是說句公道話，雖然愛爾蘭人在訴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厲害的），但他們絕不是獨一無二的。大規模使用暴力在19世紀的美國是很平常的現象，而愛爾蘭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亂分子侵襲過愛爾蘭人的街區，焚毀他們的教堂和住宅，攻擊他們。

愛爾蘭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個禁酒團體曾與世代沿襲的酗酒惡習作過斗爭。移民援助團體為了防止剛剛抵美的人讓壞人把身上僅有的幾個錢騙個精光，也提供了多項服務。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積極祛邪扶正，從辦教育、搞慈善，到反對別人不敢反對的恐怖主義組織等，不勝枚舉。盡管作出了這些努力，愛爾蘭人經濟狀況的改善和被社會接受的程度，仍進展緩慢。1855年紐約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紐約市從業的愛爾蘭人中有1/4是家庭傭人，另有1/4是體力勞動者和其他種類的非熟練工人。在波士頓，2/3的愛爾蘭人不是非熟練工人就是家庭傭人。在密爾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奧爾良和其他大城市，愛爾蘭的就業情況也與此類似。當時沒有哪個移民種族像愛爾蘭人這樣集中在美國經濟階梯的最底層。在1850年的波士頓，甚至黑人人口中從事體力活和充當家仆的比例，也大大低于愛爾蘭人，而且在19世紀中期，波士頓的自由黑人在經濟狀況上一般要比愛爾蘭人好過些。

愛爾蘭人不僅突出地滯留在非熟練工作崗位上，而且還從事艱苦、骯臟且危險的工作，比如采煤、筑路和開鑿運河等。瘧疾經常在開鑿運河的工作當中蔓延開來，因而被稱為“運河病”。痢疾和霍亂也時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死命。修長鐵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致有人說“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著一個愛爾蘭人”。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愛爾蘭人常常頂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認為是十分危險的工作，因為黑人被視為一筆可觀的投資。

愛爾蘭移民所從事的工作，不僅僅艱苦、骯臟和危險而已，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練的技術工作一樣，當時是不穩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運河開好了，鐵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業了。對其他許多建筑工種、季節工和臨時工來說也同樣存在類似的情況。愛爾蘭婦女找工作反倒比他們的男同胞來得容易些，因為她們一般都是替人做家仆或充當洗衣婦。這種情形后來也發生在黑人身上。

就像當初在祖籍國時一樣，愛爾蘭移民的貧困和持家不儉，經常使他們在時運不佳時變得一無所有，只好靠慈善機構的施舍度日。在19世紀早期的愛爾蘭，甚至在大饑荒之前，窮人舉家外出“流浪數月，從一個教區到另一個教區，沿門托缽”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帶到美國來的那種向公立慈善機構求助的積習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頓救濟窮人的預算支出，在1845-1855年愛爾蘭人向該地大量流入期間，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該市此項預算多年來一直是相對穩定的。在同一時期的紐約市，救濟院里有60%的人是在愛爾蘭出生的。直至1906年，窮漢、乞丐和住在救濟院里的人，其中愛爾蘭裔人要比意大利裔人來得多，盡管意大利移民來美要比愛爾蘭人晚了一代人的時間，且他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歲月里，一般來說要比愛爾蘭移民還窮呢。在愛爾蘭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家里，人們對接受慈善施舍的態度是大相徑庭的，態度不同的影響超過了他們各自在美經濟狀況的影響。這兩個國家在文化上的類似區別，還表現在他們對待拋棄妻室兒女的不同態度上。在19世紀40年代，“人們會不約而同地認定，凡孤兒皆是愛爾蘭人后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頓西端的愛爾蘭人家族，約有半數之眾是沒有父親的。意大利人當中就不存在這種情形。

盡管當時的觀察家和后來的學者都把愛爾蘭移民描繪為缺乏勤儉精神的人，但是愛爾蘭人在向天主教教會捐款方面，在從菲薄的收入中擠出錢匯給遠在祖籍國的親人方面，卻留下出色的記錄。從美國匯回愛爾蘭的錢，使許多人得以在19世紀40年代的饑荒時期移民來美，僅在1848-1864年，美籍愛爾蘭人寄回國的錢，總數就達6500萬美元。愛爾蘭人能夠而且也確實能夠有所積蓄，把這些積蓄慷慨地捐給了他們的教會和寄給家人。然而，他們在理財上不善于從長計議；處在困境中，他們向公共慈善機構伸手時并不感到難為情。